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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审的实证研究
——落脚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
作者:陈婧  发布时间:2015-06-08 14:54:02 打印 字号: | |

 

一、陪审制度的价值基础

国家的权力根源于人民,一国人民应享有对本国各项事务的管理权,其方式主要通过全民公决和选举。由于全民公决的局限性,选举仍是人民行使国家管理的主要方式,即由通过选举产生的能代表大多数人民意志的代表组成国家机构,来行使各项权力。然而,代表的产生是民意的体现,但代表在任期内行使权力的行为能否符合民意却是非常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建立各项机制来约束权力,因为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就是运用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建立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的政体。另一种就是以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方式来监督各项权力的行使,如公民参与立法。相较之下,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能促使权力行使的透明化,但最终权力如何行使的决定权仍在代表手上,而三权分立原则更为强势有效,因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

在笔者看来,陪审制则是融入了以上两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制度。虽然各国在陪审制的具体制度设计上不尽相同,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人民陪审员被赋予了司法审判权。司法权作为三权之一,其主要表现形式在于“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判,即通过将一般的法律规则适用到个案之中以解决业已发生的利益争端。可见,司法权的核心便是司法审判权”2。作为普通公民的陪审员和法官一样被赋予了司法审判权,就形成了司法权内部法官和陪审员手中权力的抗衡。虽然是以平民参与的形式,陪审制却比其他平民参与的监督力度强得多,正是因为陪审员能与法官平起平坐,对司法审判权的行使产生真正的影响。综上,陪审制度是以平民参与为形式的司法权内部的权力对抗,其价值基础便是权力制约权力。

二、我国人民陪审制的问题——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

我国1954年宪法将人民陪审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司法制度,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次明确规定了凡是由合议庭审理的一审案件都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而1983年修改的法院组织法将一审陪审的制度改为,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至此陪审制变成了一项较为灵活的选择性制度,加之长期缺乏对陪审制度的具体规定,导致陪审制度在实践中适用随意性较大,难以得到坚持,且往往流于形式。为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几经酝酿,2004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几个法律文件的相继出台,对人民陪审员的资格、选任、培训、考核、免职等问题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使陪审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操作性。

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至今已有六年,期间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率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人民陪审制度却面临着与陪审制根本目的南辕北辙的危险——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

(一)导致人民陪审员精英化的因素

1、文化程度门槛

纵观各国对陪审员资格的规定都较为宽松,一般来讲只要在一定年龄范围内,能够用本国语言读写的本国公民即可成为陪审员。我国却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做了较高的要求,《决定》第四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较高的文化程度门槛实际上剥夺了很多公民作为国家一员参与并监督本国司法审判的权利。为何我国对陪审员文化程度要求偏高,并且很多人认为这是必需的呢?在实行陪审制的案件中,人民陪审员被要求与专业法官一同参与庭审程序,共同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合议。在我国的陪审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往往由于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难以对上述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意见,只是一味地附和法官,于是导致了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决定》第四条表明了一种观点,较高的文化程度能更好地保证人民陪审员对案件的参与,以避免陪审流于形式。

2、法院的决定权

《决定》第八条规定,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可见法院对陪审员的人选有较大的决定权,且陪审员名单确立后,法院可以任意地通知某陪审员参与某案件的审理,因为没有规定要求法院必须在陪审员名单中进行随机抽取来确立个案的陪审员。通常情况下,法院会选择相对较固定的少数陪审员,主要有几个因素:一是法律赋予了公民成为陪审员的权利,却没有对应的义务,有不少陪审员在接到法院通知后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意来,而他们这样做不会有任何不良的法律后果,法院没有权力强迫陪审员参加,加之庭审时间一经确定不宜改动,所以法院更愿意选择能相对确定地来参与案件审理的陪审员,这类陪审员主要集中在退休的、对陪审工作有较大热情的老同志中;二是对陪审员的补助偏少,这也是很多陪审员不愿意参加案件陪审的内在原因。对于有工作的陪审员,仅补贴交通、就餐费用,并要求所在单位不得克扣工资、奖金等,这实际是要求陪审员所在单位对陪审活动给予经济支持,即使不克扣工资,员工也不希望为此引起单位的不满从而影响未来的工作。对没有固定收入的陪审员除交通、就餐费用外按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进行补助,这与法官的工资相比也是非常少的;三是业务熟悉度,经常参与陪审的陪审员更为熟悉审判业务和相关法律规定,可能渐渐地能够对案件发表较独立的看法。

(二)陪审员的精英化是陪审制的重大偏离

较高的文化程度门槛、法院对陪审员的决定权以及陪审制度的种种,使陪审员集中在少数时间充裕、对审判工作熟悉且有热情的人员身上,陪审员的精英化趋势逐渐凸显,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与陪审制的初衷越来越远。

1、节约司法资源的工具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法院受理的诉讼量呈几何式增长,诉讼量的增长必然消耗更多的司法资源,如何扩充并最大化利用司法资源成为了法院需要攻破的难关。然而,法院不能一味地追求效率,因为案件审理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程序、实体的公正才是法院最终追求的价值,且人的精力有限,所以扩充司法资源成为必要。众所周之,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长期的实践,司法资源的扩充难以跟上诉讼量增长的速度。民诉法规定一审普通程序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而当每个法官对自己承办的案件都应接不暇的时候,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几乎很难实现。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法院正大量地适用陪审制度,目的不在于形成审判权内部的制衡,而是为了适应法院人手不足的现状,满足程序的要求。主要即表现为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因为与少数熟悉审判业务的陪审员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往往更高效,而法院对陪审员的支出比新增相应的审判员要小得多,陪审制成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的工具,这与陪审制设立的初衷相去甚远。

2、权力对抗?

前文已论述,陪审制的根本价值表现为人民权力具体化为陪审员的审判权与司法专权的对抗。人民参与司法审判不仅是人民主权的题中应有之意,更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因为审判员长期从事审判工作,其审判权运用常常接受各方面的压力,难以做到审判权独立。而陪审员从社会中来,在案件中运行完毕审判权后又回到社会中去,可以排除诸多外在因素,仅凭内心良知对案件做出裁判。陪审员的精英化则使陪审成为了少数人的一项工作,此时陪审员不再是普通公民的一员,已俨然成了“编外法官”,角色的转变使他们已无法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司法专权进行抗衡,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3、思维修正?

陪审制度本身还有矫正法官固定思维的作用。“陪审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相对开阔的视野往往使他们深谙社会规则的运行之道,不易受到当事人、证人或律师的诱导,也不易执著于僵化的固定思维。”3通过思维的修正,法官做出的判决将更符合人民的一般评价,从而达到人民行使司法权的效果,也是制约司法专权的表现形式。然而我国那部分精英人民陪审员由于长期与专职法官共同参与庭审活动,对审判工作、法律知识日渐熟悉,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向法官靠拢,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不能对法官思维做出修正,自己也同样地陷入僵化思维的泥沼。

三、我国陪审制的未来道路

从建立,到逐渐流于形式,再到如今的大量适用,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已走过几十载。虽然一直存在于司法体系中,陪审制度却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如今的陪审员精英化更是将陪审制推向了歧途,我国的陪审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一)观念转变——陪审制是一项昂贵的事业

笔者认为,我国出现陪审员精英化趋势,跟一种观念有关,即很多人认为陪审制运用得越多就越好,对陪审制的具体运行情况却关注不多,这可能和我国陪审制曾一度处于虚化状态有关,长期流于形式,人们希望陪审员能更多地参与案件并发挥实际的作用。在司法资源紧缺的现状下,为了尽量多地适用陪审制,与少数陪审员形成长期合作关系便成了有效途径。

实际上,陪审制是一项昂贵的事业,容易给有限司法资源带来极大的压力,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只有一定比例的案件才适用陪审制,且这种比例正在缩小。因为要实现制约司法审判权的目的,真正意义上的陪审制需要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例如获得陪审员资格:大多数国家会主动将所有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民列入陪审员名单,并定期对名单进行更新,而非像我国只有申请或推荐才有可能获得陪审员资格。主动列入显然成本更高,但其实现了陪审员的广泛性,这是陪审制发挥制约司法权,弥补司法审判人员僵化思维作用的有效前提。例如陪审员的补助:有的国家对陪审员的补助接近法官的工资水平,而我国对陪审员的补助远远低于法官工资水平,上文描述了,补助太低也是陪审员不愿意行使陪审权的原因之一。不得不承认,我国建立的陪审制度是一种便捷式的陪审制度,它对司法资源的消耗本来就不大,而几经异化陪审制现在竟成为了法院满足司法程序要件,节约司法资源的一个工具,这真是陪审制度的悲哀。

所以要对陪审制进行改革,首先是要对观念的修正,即陪审制是一项昂贵的事业,其自身价值和有限的司法资源是存在冲突的,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大量地适用陪审制,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做到了,陪审制也已经产生变异而不能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协调冲突的方法是应像其他国家一样将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缩小到一些重要案件。这些案件往往涉及当事人的重大权利且备受瞩目,将陪审制的功能在这些案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更有效地实现了对重大权利的司法公正,还能促进司法公信力。

(二)制度转变——着重对程序的改革

为了解决陪审制长期流于形式的问题,我国对陪审制度进行了改革,方法主要是细化对陪审员资格、选任、培训、考核、免职、补助等方面的规定,可以说主要是完善对陪审员的规定。笔者却认为,陪审制度的改革应着重对相关程序的改革,因为我们的目的不仅在于让陪审员参加案件,而是在案件中能发挥制约司法审判权的重要作用,仅仅对陪审员做出详细规定是无法达到效果的。

1、陪审员的资格、遴选

我国要求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如此规定是为了避免陪审员因文化程度不够而难以和专职法官一起参与庭审程序并对案件发表独立意见。然而我们知道一个普通公民要成长为一名专职法官需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如果没有对法律进行过系统性的学习,即使文化程度再高的公民,法律对其仍是一座高山,难以要求其在经过短期陪审员培训之后就能像法官一样适应严格的、专业的审判程序并对案件形成实质性的意见。既然文化程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来剥夺公民的陪审权就十分不合理了。按各国司法实践,只要在一定年龄范围内,能够用本国语言读写的本国公民即可成为陪审员,当然排除一部分从事特定职业或有特殊身体、精神状况的公民是合理的。

我国对陪审员的遴选程序也不尽合理,应由特定的部门在所有符合陪审员资格的公民中随机选取产生陪审员总名单,交给法院,法院再在这份总名单中通过随机抽取的形式选择具体案件的陪审员,且法院随机抽取必须在案件当事人面前进行。这样做就保证了陪审员能广泛、随机地从社会中来。对于陪审员不愿意行使陪审权的问题,需要明确陪审还是公民的一项义务,若拒绝行使陪审权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当然,陪审员的补助应当提高。

2、陪审案件的庭审程序

我国人民陪审员一般难以在案件审理中独立发表意见,能与法官审判权形成抗衡更是闻所未闻,原因不在陪审员文化程度高低,而在于我们是用专职审判员的标准来要求人民陪审员,因为有陪审员参与的案件与一般案件的庭审程序没有任何区别。《决定》仅规定,人民陪审员“依法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却没有任何规定人民陪审员怎样具体行使这些权利,才出现了实践中陪审员附和法官,精英陪审员能相对多地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陪审员行使陪审权,看似简单的命题,却蕴含着对庭审程序做出改变的必要,为的是让普通公民经过简单地培训就能够对案件做出实体性裁决,而不用去理解复杂的证据规则、法律规定等等。例如英国陪审制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在庭审中严格奉行对抗制的审判方式,法官与陪审团处于相对消极的地位,且在庭审中,原则上陪审团负责事实问题,而法官负责法律问题,在陪审员合议前,审判长还会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陪审员作总结提示。在陪审团参加的案件中,庭审严格奉行公开原则、直接言辞原则和平等对抗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制度的设计都为陪审员更直接地行使陪审权提供了有力保障。所以,制度的设计、庭审程序的改革才是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切入点。

总而言之,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尚未发挥出陪审制所应有的功能,但我们只要探清陪审制的存在价值,并为此努力摸索前进,就可能极大地推进我国陪审制走向成熟。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3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来源: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罗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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