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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高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作者: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 曾启俊 王 军  发布时间:2015-08-28 10:21:02 打印 字号: | |

[研究要点]

明知他人吸收公众存款而提供账号帮助转款、分发利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犯。

 

[案情]

公诉人:某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高某某

某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底至20138月期间, 被告人高某某帮助嫌疑人李某某(另案处理)在未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批准情况下,以投资企业垫资还贷或为企业提供注册资本验资资金等收取企业高额手续费为借口,向公众吸收借资以支付高额利息月息7分为诱饵,通过朋友间转告的方式,非法向社会各界人士吸收公众存款。20101228201372期间,被害人曾某通过被告人高某某介绍与李某某达成借资协议,然后通过高某某的账户5522453810124999陆续向李某某账户转入借资共计45845150元人民币,期间,李某某连本带利通过高某某的账户转还给曾某部分资金,高某某从每笔借款业务的月息7分息中提取11.5分月息,再将余款打给曾某账户21705108.91元人民币,从而造成曾某至今有24140041.09元人民币的借资不能收回,高某某从中获利100余万元。

在此期间,被告人高某某通过自己的账户帮助李某某流转被害人的资金共208616595元人民币。201422019许,被告人高某某在成都市金牛区黄忠小区112单元13号其家中被民警抓获。

被告人高某某对指控事实及证据均无异议,并表示自愿认罪。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是从犯,请求从轻处罚。

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一致。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某明知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予以帮助转款分发利息,并介绍他人投资并在其中获取非法利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在100万元以上,属数额巨大,其行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对被告人高某某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辩护人提出被害人曾某的损失不准确,只有九百余万元,根据在案证据,无充分证据确认本案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被告人高某某明知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予以帮助转款分发利息,并介绍他人投资并在其中获取非法利益,属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高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据此,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人高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二、对被告人高某某的全部违法所得予以追缴,退赔各被害人。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高某某未上诉,检察院也未抗诉。

 

[论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日渐成熟。然而,在一片繁荣的景象后面还隐藏着诸多的危机,金融犯罪就是其中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如最近几年出现的“孙大午案”、“吴英案”。相关数据显示,“过去的五年时间,非法集资犯罪涉案金额达数千亿计,并且以每年立案件数平均约200起、集资涉及金额200亿的规模快速增加。某省仅2009年上半年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立就达123起。”[1]一些案件涉及犯罪之广,牵扯受害群众之多,涉案金额之巨大,严重威胁了人民的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因其案件复杂、认定困难而备受关注。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非法集资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明确界定,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具备四个特征,即非法性、公开性、社会性和利诱性。而对于这四个基本特征在司法实务中的具体认定则争议颇多。不仅如此,司法实践出现了行为人通过中间人从社会公众那里吸收的情形,这时行为人与中间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对这些人员,从司法实践看,各地处理并不一致,有的按集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共犯论处,有的只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的则不作为犯罪处理。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特征简要分析

(一)“非法性”的司法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非法性是指,行为人实施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案当中,被告人高丽军作为汇通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青白江分公司的员工,明知公司的经营范围系为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却帮助他人吸收公众存款很显然超出了公司经营范围,该吸收行为具备“非法性”的特点。 

(二)“公开性”的司法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特征是指,行为人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进行公开宣传。行为人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对象是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行为人需要社会不特定公众获悉其筹集资金的行为,并利诱他们投入闲散资金,该犯罪行为必然具有公开性。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非法集资解释》的起草者认为:“公开性是社会性特征的应由之义,没有公开性,社会性也就无从谈起。”

如何认定公开宣传?最高人民法院《非法集资解释》例举了公开宣传的几种常见手段,包括媒体、推介会、传单、短信等。可以看到,《非法集资解释》中的规定是列举式的,但不限于上述四种形式。

(三)“社会性”的司法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性是指,行为人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行为对象指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在司法实务审理非法集资型犯罪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大多会从“社会性”的角度来否认检察机关的指控。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社会性特征规定明确的标准,司法机关在对社会性特征进行认定时很难把握。2014325口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公安部意见》)3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社会公众”的认定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其一,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其二,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利诱性”探讨

《解释》对于“利诱性”的规定表述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一些民间借贷案件也会约定利息,但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对“利”进行承诺的是“吸收存款者”,即犯罪主体;而在民间借贷中,对"利”进行承诺的是“借款人”而非贷款人。民间借贷募集资金的目的主要是为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而在合法的利率范围内与他人达成借贷关系,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指未经注册或批准,以承诺远高于银行利息的方式,吸引公众资金用以从事资本与货币经营的行为,同时也是国家严厉打击的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本案当中,吸收人以月息7分的高额利息吸引投资人,已经超出了正常民间借贷的范围,其目的已不是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二、明知他人吸收公众存款而帮助转款分发利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犯

(一)《两高、公安部意见》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的认定

    《两高、公安部意见》第4条规定: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往往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这主要是因为此类犯罪需要面对人数众多的投资人,且吸收资金的具体过程包括众多环节、比较复杂,单靠单个自然人难以实施完成。目前社会上一些单位和个人帮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人吸收资金,从中收取代理费、管理费等,这种情况在跨区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特别突出。这些单位和个人的行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危害:一是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推波助斓。其根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行为人的授意,广泛散布信息,引诱群众投资,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蔓延,危害扩散。二是占有大量的非法集资款。这些单位和个人在帮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过程中,按照吸收资金的比例获取高额回报,群众投入的资金被其大量占有。三是干扰案件的正常查处。部分人员在案发后散布谣言,阻挠群众报案,或者煽动群众上访、冲击国家机关,企图以此转移群众视线、逃避打击,实质是继续侵害群众的合法利益。

(二)中介人员的行为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融资人一般通过员工、雇佣中介或代理人的帮助向社会不特定公众进行融资。这些中介人员和代理人的素质参差不等,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这些人员对自己参与实施行为的法律性质认识和动机也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对这些中介人员的行为认定和处理差异较大,有的将这类中介人员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犯,有的则不作为犯罪处理。在界定相关中介人员的刑事责任上,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

    第一,中介人员的主观因素。如果中介人员对资金用途、资金状况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基本情况均十分了解,且明知融资人采用公开宣传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存款却仍然积极参与,并获得佣金或赚取利息差的,应当认定中介人员作为帮助犯与融资人员成立共同犯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介人员并非简单地充当了牵线搭桥的角色,而是在明知融资人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情况下,实施了为融资人提供帮助的行为。毫无疑问,这类中介人员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所提供的帮助行为对融资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实施起到了促进和推波助斓的作用。我们应当将此类中介人员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犯。

    第二,中介人员的参与程度。在我国,所有犯罪行为都是罪质和罪量的结合。具体说来,行为人的行为要构成犯罪,不仅在罪质上,行为人必须实施了《刑法》所明文规定的犯罪,并且在罪量上,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共同犯罪中帮助犯的行为性质取决于实行犯的实行行为,而其参与共同犯罪的程度决定了其实施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帮助犯参与犯罪行为的程度越高,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参与程度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越小。共同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于那些既提供中间介绍又积极参与实行吸收存款行为的中介人员,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犯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仅仅提供中间斡旋介绍的中介人员否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帮助犯,还应当考虑中介人员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的程度。如果某些中介人员积极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为融资人多次介绍或介绍多人参与融资,并长期为融资人承担中间介绍的工作,司法机关应当将此类中介人员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帮助犯。而对于某些并未积极参

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中介人员,如果他们并未长期为融资人提供中介介绍的帮助,而仅仅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偶尔介绍少数人参与融资,那么对于这类中间人员,司法机关应当作出无罪处理。

第三,中介人员对其行为违法性的认识程度。近些年来,我国非法集资现象频繁发生,每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案件数量也不断增加。司法机关发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涉案人员极为庞杂,人员组成纷繁复杂,人员素质参差不等,对其参与实施行为的法律性质认识和动机也不一致。而这些特点,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我们将这些人员一概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则造成打击面过宽,不利于社会稳定。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往往还涉及到民事纠纷,民刑交错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正确定性,一些缺少法律意识的人在偶然情况下参与犯罪活动,可能无意中却成为了融资人犯罪行为的帮助者。在司法实务中,确实存这样一类行为人,他们缺乏一定的法律知识,对当下的法律常识也知之甚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也认识不足。由于他们和融资人存在着亲朋好友的关系,往往出于情面,在一些偶然情况下,为融资人提供了中间介绍帮助。那么,司法机关应当本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于这类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认识不足的中介人员,在情节相对轻微的情况下,作出不构成犯罪的处理。而对于那些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存在一定认识的中介人员,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结合本案来看,被告人高某某从2008年认识融资人李某某,2009年成为李某某的司机,且成为李某某任职公司的职员,从常理判断,被告人高某某对李某某及其公司的营业范围、资金状况是非常熟悉的。从主观因素上看,被告人高某某应该十分明确李某某吸收存款的资金用途和李某某本人资金状况的。与此同时,被告人高某某专门开了九个银行账户帮助李某某转款,先后向十六人转款,转款额度超过四千万元,从中获得了近百万的利息差,且给被害人造成了过千万的损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具备了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因此,被告人高某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共犯。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犯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由于与实行犯在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因此需要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考虑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中的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一般处于从属地位,主观恶意相对较弱,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两高、公安部意见》第4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过程中帮助犯的刑事责任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单位或个人实施以上帮助行为,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结合本案来看,被告人高某某在为李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过程中提供了转账帮助,属于从犯,本院正是考虑到了此种情况,做出了罚当其罪的判罚。

 



[1]孙开锋:《非法集资犯罪调查》,载《公安研究》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郝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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