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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侵权中的精神赔偿
作者:邹萍  发布时间:2015-11-20 09:40:38 打印 字号: | |

 

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够合理,大部分增长依靠能源的持续投入得以维持。同时随着人民生活从贫困迈入小康,物质上的满足必然导致其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加强,而企业天生对利润疯狂的追求和法律、行政的监管缺失,导致我国环境污染事件呈爆发型增长态势。在这些环境污染事件处置结果当中,虽然大部分受害人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赔偿,但整理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赔偿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法院对于环境侵权的赔偿绝大多数都仅限于对受害人的物质赔偿,而对于受害人精神上的赔偿则是相当的稀有。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推进大背景下,如何最大限度地补偿环境侵权受害者受到损害的利益,实现我国环境与社会发展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对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目前我国环境侵权的救济类型

对于环境侵权的救济在国内一般认为包括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两种。环境侵权民事救济是指因为环境遭受破坏而导致的受害人人身权、财产权受到损害引起的由环境侵害人承担的以排除侵害或赔偿损失为主的救济行为或措施。[1]在法律法规则散见各部门法当中,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此外,《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环境法律、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环境侵权行政救济则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环境遭受破坏,从而使自身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给予补偿的救济方式。在环境侵权救济中行政机关一般通过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对因具体行政行为而遭受的财产损失给予国家赔偿或补偿形式予以实现。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在上述两种环境侵权救济类型中,民事救济方式主要以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为主,在通常情况下这里所谓的赔偿损失均以物质损失为主,并没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而在行政救济方式中,考虑到我国《国家赔偿法》中只认可了对行政相对人直接损失的赔偿,并不赔偿间接损失也就更谈不上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了。

二、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由于在环境保护法律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加上其他配套法律的不完善,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无论是民事救济还是行政救济,均以物质赔偿或补偿为主,精神损害的赔偿并不是环境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必然组成。虽然在大部分环境侵权案件中,采用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的方式可以消除环境损害的影响,事后通过对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所受到损害的物化赔偿可以圆满的解决环境侵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其所带来的损害有时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受害人人身或财产方面的损害上。如著名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的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其由工业生产常年累月所排放废气导致,该市许多市民由于重度的空气污染中染上了哮喘病,一些患者因为不堪多年病痛的折磨走上自杀的道路,从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受害人所受到的人身上或物质上的侵害远远低于其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如果仅仅只关注实际物质的损失,漠视受害人精神上的创伤,将不利于全面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如我国能明确的保护环境侵权中受害人的精神损失,将极大的扩展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更好的实现我国环境保护的目标。

规范环境侵权精神赔偿,通过提高违法成本的方式,也可以遏制环境侵权的发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当中,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往往会对其环境侵害行为进行理性选择,如果我国法律固执的只关注受害人物质损失,某些企业通过计算认为其环境侵权行为虽然要赔偿受害人物质损失,但赔偿所付出的成本远远低于其遵守环境保护标准的成本时,环境侵害事件将无法遏制。通过加入环境侵权的精神赔偿,扩大赔偿范围,不仅可以更好的抚慰因环境破坏遭受损害的受害人,也能增加企业、组织或个人进行环境侵害的成本,敦促其遵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而遏制其环境破坏的可能。

三、我国环境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

在我国,目前关于精神赔偿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依20012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自20013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是否应该进行赔偿。也就是说,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下,并没有关于环境侵权方面的精神赔偿规定。我们只有通过该司法解释的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其既然明确了自然人在生命权等人身权利受到损害时可以要求侵害人赔偿精神损失,而在环境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受到了人身方面的侵害,同样可以据此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也认为是要求环境侵害者赔偿精神损失的法律依据。

既然有要求赔偿的法律依据,那如何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什么是环境侵害中的精神损害。其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姓名、肖像、荣誉、名誉、身体、健康、生命、名称等人身权权利,给受害人的人格、精神、尊严、信誉、品格等造成损害。从而使其产生愤怒、恐惧、焦虑、悲痛、烦恼、忧郁、绝望等精神痛苦。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则是特指在环境侵权行为中,因环境破坏而致使受害人遭受的上述一系列的精神痛苦。其次,如何对精神损失进行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了: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五种赔偿方式。前四种赔偿方式只要侵害人为一定行为即可完成,而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则存在一个量化问题。在人身侵害等传统侵权案件中,通过大量的司法实践和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赔偿模式,而环境侵害中的精神损害由于其出现时间较短,法律规定空白,致使如何量化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精神赔偿的司法解释第十条中例举了六项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通观这六个因素,其均是从侵害人方进行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列入受害人方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在环境侵权的法律关系中,侵害人本来就处于优势地位,如果过于强调侵害人的经济赔偿能力,则有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应该优先考虑受害人的情况,如受害人受到伤害的程度、他们的财产状况等。在此,司法解释忽略了弱势的受害方有机会能够获得的权益。[2]结合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在具体量化环境侵权中的精神赔偿时,我认为应该考虑如下因素:1.人所受到的侵害程度。这是整个赔偿的核心;2.人受到侵害的年龄、性别。如果被害人遭受环境侵害的年龄较小,则这种环境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很可能伴随其一生,当然应该得到更多的损害赔偿。而老年人小孩、妇女因其精神承受能力较弱,在进行赔偿时也应该予以适当倾斜;3.人的过错程度和事后处理态度。如果侵害人对于环境的破坏时出于过失并且在事后积极的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危害则可以适当减轻其赔偿责任;4.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显然长时间遭受环境侵害比短时间的刺激所受到的精神损失要大的多。而在居民密集区域、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区域实施的环境侵害行为比在工业区所造成的损害要严重。个人所受到的精神创伤更大。5.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忽视了侵害人的经济能力,动不动就开出一张数额巨大的“罚单”,使侵害人没有经济能力进行支付,这只能使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不仅无法维护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也间接的导致受害人无法得到恰当的赔偿。

可以看到,在我国虽然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较少,在环境侵权方面的相关规定更为稀有,但随着我国公民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各地方法院的法治建设的不断摸索,实现对环境侵权诉讼中精神损害的赔偿也变得可行。在我国也不断的出现相关了案例。如20011224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某小学学生刘露等407同校学生诉某化工厂环境污染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案。[3]该案被认为是国内因环境侵权行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第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2款、第九条第3项、第十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某化工公司应赔偿原告刘露等407人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03500,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费等等。该案中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刘露407位同学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总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也达到20余万元,为我国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开创了先河。但可以看到,相较于起诉人要求的巨额经济赔偿金不同,终审法院只支持了被害人每人500元的精神抚慰金,而达到20余万元则是由于人数众多的缘故。单纯就数额来讲,我认为这500元的精神抚慰金并不能完全弥补受害人精神上的创伤,更不能达到警戒企业不能再犯的目的,但总归可以看到我国并不是不保护环境受害人的精神权益,而只是由于当前的法治环境和经济水平的限制,而使我国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方面处于滞后状态。

综上所述,随着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以及环境破坏事件的日益增多,我国今后不得不面临大量的环境方面的诉讼。在这众多诉讼中,尤其是环境侵权诉讼绝大部分会涉及到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特别是在诸如通风权、采光权等案件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更是成为主要的争议焦点。如何完善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制度,通过其来抚慰受害者,惩罚侵害人,遏制环境侵害事件的发生,是我国推行环境侵害精神保护的核心,也是全面推进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



[1] 李翠萍:《论我国环境侵权救济类型的完善》,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 梁文莉:《试论我国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载《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3] 王树义:《环境与资源法学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

来源: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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