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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裁判涉财产刑执行之规范化探析
以S省P市法院225件刑事裁判涉财产执行案件为考量
作者:朱博渊 王文兵 王敏  发布时间:2018-01-22 10:42:51 打印 字号: | |

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我国现行《刑法》对财产刑的规制力度也越来越大,给犯罪分子以人身自由和财产的双重制裁,刑法的威慑力明显增强,对于预防、打击犯罪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但是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规制,直到20149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也带来了实践操作难题。为充分了解此类案件的执行情况,发挥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财产刑在惩治和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化解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难”问题,本文以SP市法院办理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为样本,以各地执行实践为基础,分析此类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特点和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以期有所裨益。

一、现实考量:刑事裁判涉财产刑执行之现状分析——SP市法院执行情况为分析样本

(一)基本情况

鉴于SP市法院2017年受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数量大,种类多,具有一定可参考性。本文主要选取该院此区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因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有特殊性,故此次统计亦将其纳入其中,便于数据分析和案件的整体把握。

20171月至5月,SP法院共接收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225件(含刑事附带民事类案件),执结132件,结案率58.67%,结案率相对较低。在执结的132件案件中,有多达84件案件是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终本率”较高,“实际执结率”较低,并未真正发挥财产刑在惩治和预防犯罪方面应有的作用。

(二)呈现特点

经对上述案件的执行情况认真剖析,并结合其他法院的经验总结,可发现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下的问题,并呈现下列特点:

1.受案数量增长较快。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不断增长,且难以执行,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执行难问题。以P市法院为例,经对近三年数据纵向统计分析,仅201715月受理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就比2016全年受理的该类案件数量增长了650%2016年比上2015年度增加60%,案件数量在2017年激增。

2.被执行人基本信息不准确。225件样本案件中,涉及被执行人身份信息不准确或在系统中无法验证的被执行人有54人,占该类案件总数的24%,占比较大。当无法核实被执行人身份信息时,案件执行便不能进入真正的执行环节,陷入窘境。

3.罚金案件占比较大。从图1可以看出,罚金类执行案件133件,占全部案件的59%,且均为并处罚金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49件,占比22%;没收财产36件,占比16%;追缴违法所得5件,占比2.2%;责令退赔2件,占比0.8%。无独有偶,有学者在司法实践中对罚金刑的执行情况进行调研,调查样本为在押的2650名被执行人,其中有1150名被执行人被判处罚金,判处罚金率为43.39%[1]根据这组调研数据可以得知,罚金案件占比较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4.执行到位率低。由于此类案件的被执行人往往存在没有财产、财产不足或不宜处置等问题导致案件执行到位率较低。从P市法院统计看,仅6件案件全部执行到位,其余案件为部分执行、无财产执行或无法执行情况。多数案件由于执行期限限制,长时间进行财产线索查询后依然没有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或者查明被执行人名下有房屋或者车辆,但其执行标的额仅为罚金1000元,发现的财产不宜处置,只能依法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予以结案。

在执行过程中,罚金类案件的执结率更低,133件案件立案执行后,仅有1名被执行人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纵观全国各级法院,均不同程度存在执行到位率不高现象,陕西省西安市对其本地区三年的财产刑判决与执行情况调研发现:西安市两级法院2004-2006年共判决涉及财产刑的刑事案件3385件,共判决罚金7202.4345万元,但实际执行的仅1467.4907万元,实际执行率仅为20.37%[2]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曾对辖区内16个法院一年之内审结的刑事案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当年判处罚金刑案件共124171人,判处罚金金额共109万元,其中罚金刑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为41%,而实际执结的案件仅为2434人,执行到位金额仅21.1 万元,执行案件到位率为19.35%[3]

二、由表及里:刑事裁判涉财产刑执行困境之成因分析

(一)被执行人身份信息核实困难

首先,样本案件中,普遍存在移送材料少的现象,突出表现为立案部门在立案登记时因无法准确掌握被执行身份信息,系统录入环节不能确保被执行人信息的准确性,而且部分案件仅有被执行人姓名和居住地,没有身份证号码,在原审卷宗中也无法对被执行人身份证号码进行核实,进入执行环节后,无法在执行系统中进行身份验证,导致执行工作停滞不前。同时由于立案人员存在漏填、错填被执行人身份信息的情况,导致执行系统进行身份验证时出现“验证不一致”的情况。

其次,刑事判决生效后,犯罪分子可能存在正在服刑、减刑假释提前出狱或监外服刑等情况,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难以找到任何资料可以确定被执行人的具体地址,移送执行材料亦并未对此进行补充说明。移送执行时记载的被执行人住所地可能出现错误。

再次,部分被执行人身份信息不准确的案件,在身份验证时无法验证,且提示“库中无此号,请到户籍所在地进行核实”。经核实,是由于被执行人已经死亡注销了户籍、判决时涉及未成年人信息保护或被执行人根本没有办理身份证件等原因导致。虽然其身份信息没有任何错误,但在执行系统仍然无法进行验证操作。而且部分被执行人户籍所在地遍布全国各省,在实践中,因时间成本问题,当地公安局无法很好向法院提供外地人身份信息。

(二)被执行人经济条件较差

在审判实践中,多数涉侵害财产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常因为犯罪情节严重、恶劣,被判处较大数额的罚金刑。而多数被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分子,多数因好逸恶劳、吸食毒品、贪图享受而犯罪,本身就没有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较差,缴纳罚金存在困难。部分被执行人刑满释放后去向不定,即使能确定其行踪,因其确实无财产执行,从维护保障基本人权的角度,执行机构也无法对其进行执行,进一步导致案件执行陷入困难。

(三)执行意识不高

部分被执行人及其家属认为被判处实体刑,已经受到了处罚,从思想上不愿意再交付罚金,拒不配合履行判决事项。而审判部门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对可能会判处财产刑的被告人,并没有对其财产进行调查,极大放任了被告人或其家属转移、隐匿财产的现象发生。根据部分判决主文的内容可以得知,对判处没收财产、责令退赔、追缴违法所得的案件,有些判决书仅记载了财物的名称、数量,并没有对财物的现状予以阐述,在案件进入执行后,执行人员无法确定财物的具体现状,增加了案件执行难度。同时部分执行人员在办理执行案件中也存在重民轻刑的现象,导致该类案件执行难度增加。

(四)存在审执脱节现象

追缴违法所得类执行案件,存在一定的审执脱节现象。虽然《规定》第四条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可能判处被告人财产刑、责令退赔的,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应当及时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财产。[4]但实践中,审判部门并未严格执行。如对于赃款的去向,审判部门在移送执行时很少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和证据、罚没的涉案财物缺乏涉案财物移送清单等,执行人员在不了解具体案情和赃物去向的情况下,只能执行个人其他财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致追缴难度。除去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后,SP市法院有176件符合上述规定的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责令退赔的执行案件,但未发现任何一件案件移送了相关资料。

(五)罚金刑执行困难

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同样属于刑罚的一种,应当与自由刑等刑罚具有同样的法律强制力,同样应当在法院作出有效判决之后得以切实执行。但罚金刑实际执结率普遍不高,绝大多数案件在作出罚金刑的判决之后,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使得罚金刑执行的效果远没有达到立法者最初的设想。

虽然现行《刑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交纳。期满不交纳的,强制交纳。对于不能全部交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交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5为此,最高人民法院2010 年、2014年也相继出台司法解释对罚金执行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罚金刑执行缺乏程序性规定。现有规定更多是从实体法的角度予以规制,罚金刑执行是权力机关对私人财产的剥夺,有必要在程序法上详细规定罚金刑执行中的执行程序;二是对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与其家庭共同财产的界限没有明确。在我国,一般个人的财产与家庭的财产很多时候很难准确区分,很多财产的权属关系也错综复杂,法院在判决时无法明确至某一具体的财物,执行机构亦很难依据判决书对犯罪分子的个人财产强制执行;三是没有明确财物追缴的时间节点。司法实践中出现犯罪分子为了逃避罚金刑转移个人财产,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合法化的转移个人财产,司法机关不可能无限制的进行追缴,否则与民事保护交易安全产生价值冲突,这时就需要明确司法机关财产追缴的期限。

三、失范到规范:破解刑事裁判涉财产刑执行困境之路径探析

(一)严把“入口”,确保被执行人信息的完整

审判部门在审理案件时应将被告人准确的身份信息录入卷宗材料,在移送执行时将能够证明被执行人身份信息的材料一并移送立案部门;立案部门在立案登记时要认真仔细核对,提高工作责任心,尽量避免因操作失误,漏填、错填被执行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或住址等。执行工作人员在身份验证时出现错误的,应仔细核对移送材料,进行修改。

执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遇到身份信息验证错误时,应穷尽各种方法进行核实。通过查询原审卷宗,向原审法院、被执行人监所地、被执行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核实,而且可以委托被执行人户籍所在地法院、公安机关、监所地协助核实相关信息,可以要求原审部门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如果穷尽各种途径依然无法核实的,建议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由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对查无此人的案件,经核实,被执行人已经死亡,户籍已经被注销的,在查明被执行人确无遗产或义务承担人的,建议裁定终结执行。

(二)明晰权责,确保财产保全措施到位

首先,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应主动作为,在侦查过程中进行预判,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先于调查并制作财产清单,依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随案移送至人民法院。如有必要可以对其财产暂行扣押,以防止犯罪嫌疑人或他人转移、隐匿、销毁财物,并将扣押的财产一并移送法院或将扣押财产的名称、数量、扣押地点等信息予以附卷移送。

其次,审判过程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社会影响等因素,结合《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对于应当并处罚金的犯罪,如被告人能积极缴纳罚金,认罪态度好,且判处的罚金数量较大,自由刑可适当从轻,或考虑宣告缓刑”6的精神,最大限度调动被告人或其家属预交罚金的积极性,避免更多的财产刑案件进入执行阶段,节约执行成本,为化解“执行难”减轻压力。

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人民法院认为依法应当判处被告人财产刑的,可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扣押或冻结被告人的财产。”7的规定,刑事审判庭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应采取有效措施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调查和控制,进而在案件进入进行阶段后,大幅提高财产刑的执结率,维护法律和法院的权威和尊严。

(三)内优外拓,健全执行联动机制

1.内部联动:人民法院“立审执”协调机制。加强立审执联动机制建设,基本思路是优化配置法院内部资源,坚持分段实施、裁执分离机制相结合,并依托审判流程管理手段,及时发现各环节之间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执行一体化改革”的要求,保证立案审判、立案执行、审判执行能统筹兼顾,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充分发挥法院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功能效应,多项工作齐抓共管、齐头并进。特别强调立案审判时充分考虑执行,适时采取扣押等适当措施,为案件顺利执行奠定基础。

2.外部拓展:公、检、法、司等联动执行。其一,人民法院可以与公安机关、检察院进行协调,对于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已经缴纳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宣判后可直接扣划至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检察院可以在侦查阶段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建议犯罪嫌疑人预交保证金,保证金相似于取保候审金,但仅用于法院判决生效后对财产刑的执行,预收保证金在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并无相关规定,本文仅就财产刑的执行提出个人意见,因此预收保证金是否可行、如何执行需要更高层次的制度设计,本文不在此阐述。

其二,人民法院可以与监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对接,对正在服刑或判处缓刑的罪犯,可以以其参加劳动的适当报酬冲抵罚金,可以要求监狱或社区矫正机构提供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并协助法院执行工作。

(四)提高执行意识,穷尽查控手段

充分利用传统“登门临柜”的方式和网络信息技术带来的“总对总”、“点对点”网络查控平台,对被执行人银行、房管、车管、证券等财产信息进行全面查询,一经发现,依法及时冻结、扣划。并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网络查控系统,结合不同案件的不同需求,提高信息技术的支持力度,提供便捷、全面的查控信息。

建立个人信用和财产申报制度,结合前述 “公检法执行联动”,利用金融实名制,避免犯罪嫌疑人利用储蓄洗钱和把犯罪所得存入银行。同时委托被执行人住所地派出所,对于刑满释放被执行人,必须先到住所地派出所办理登记手续,由当地派出所执行罚金和没收财产,直接上缴国库,更经济、更及时、更有效。同时,完善现有的联动惩戒措施,财产刑案件的执行与一般民事案件执行一样,被执行人都存在“规避执行”的行为,只要联动惩戒措施足够完善,使被执行人无处可藏、无法隐藏,利用惩戒压力促使其自觉履行义务。

(五)完善罚金刑执行规定

戈尔茨坦教授指出:“规定刑事诉讼的相关条款代表的是一套理想目标而不是一部实践法典……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目标与不断变动的现实之间出现了不一致。非正式程序产生了,它们在实施犯罪控制的同时却落入正规理论以外的‘无人地带’。8我国罚金刑执行有仍然处于“无人地带”的非正式程序在法律规定外发挥着作用。9可以说尚未形成统一的财产刑执行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罚金刑的实际执行规定了一次缴纳、分期缴纳、强制缴纳、随时追缴等具体制度。对罚金执行的规定集中于案件审判后的执行阶段,需要被执行人主动缴纳或执行机关强制执行。但实践中执行效果并不理想。10因此,建议在罚金的执行中,吸收多方参与,将被执行人、被害人、检察机关、被执行人家属等纳入罚金执行的程序之中,通过罚金的经济性、可附加性、可分割性、匿名性的优点11和完整的程序,实现罚金刑的剥夺功能、威慑功能、改造功能和独特的感化功能12。罚金刑占据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半壁江山,所以罚金刑的执行必须得以有效解决,进而使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案件得以稳步推进。

四、结语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已经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目标,这个目标更是全国各级法院对党和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现如今司法体制改革和执行一体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案件数量时,必须有效应对,采取积极措施,充分发挥财产刑在惩治和预防犯罪方面的积极作用,维护法律权威,进而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和关键性进展。

          (作者单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

来源: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研究室 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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