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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中“常人判断标准” 的司法裁判标准探析
作者:林乔  发布时间:2018-01-22 10:52:33 打印 字号: | |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属于法定加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刑罚严厉。“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这类犯罪往往系结伙作案,且行为复杂多样,特别是穿着类似军警人员制服、未出示证件、未携带枪支,仅言语宣称系警察,辅以暴力强制,假以不规范甚至带有流氓习气的“执法行为”,当场劫取财物构成抢劫罪的,是否认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司法实务中不时出现认定的疑难和处理上的分歧。而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常人判断标准”又缺乏具体的指引,导致司法实践中裁量标准不一致。为此,需要对常人判断标准进行进一步解读,以统一认识,确保裁判尺度的一致。

一、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立法规制的历史沿革

(一)认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司法解释的限缩化

司法解释规定从宽泛化向精细化转变。认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最高人民法院20001128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568日《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均未作出过规定。20161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此进行了阐述,即:认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要注重对行为人是否穿着军警制服、携带枪支、是否出示军警证件等情节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是否足以使他人误以为是军警人员。对于行为人仅穿着类似军警的服装或仅以言语宣称系军警人员但未携带枪支、也未出示军警证件而实施抢劫的,要结合抢劫地点、时间、暴力或威胁的具体情形,依照常人判断标准,确定是否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人民司法》2016年第10期刊载的关于《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中指出:应依照常人判断标准,综合审查是否足以使他人误以为是军警人员。可以看出,《指导意见》出台的立法本义是对“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情节的认定进行限制。

(二)最高法院解读司法解释观点从泛犯罪化向限缩犯罪化转变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由张军主编的《刑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第二版)认为,只要行为人宣称自己是军警人员而实施抢劫的,一律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此观点一直延续到了该套丛书2016年出版的第九版,关于“冒充军警抢劫”,书中虽未改变观点,却加入了《指导意见》的内容。

从冒充军警人员相关司法解释以及最高法院的相关解读来看,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严到宽、从重形式外表向重被害人感受转变的历程。从过去“只要行为人抢劫时有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表示,无论被害人对这种冒充行为是以假当真还是未被蒙蔽,都不影响这一情形的认定”,转向“依照常人判断标准,足以使他人误以为是军警人员”,即从单纯考查行为人一方转向侧重考查被害人一方。

(三)冒充军警人员抢劫量刑的轻刑化转变

在刑事犯罪法律领域,2009年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基准刑为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法发[2013]14号规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可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修订后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7号)规定,抢劫致一人重伤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可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解读演变规律,日渐精细化,刑罚轻刑化的趋势,从单纯行为到重行为后果的演变。这种量刑的演变与认定严格化相一致,表面刑法对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犯罪整体的限缩化、轻刑化的趋势。

二、对认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相关理论研究的多家争鸣

理论界对此也未能达成一致,有的采取客观说,即只要行为人宣称自己是军警人员而实施抢劫的,一律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也有采取主观说,即除了抢劫时除了有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表示外.还要求被害人对这种冒充行为信以为真。

“指导意见”的出台对于此加重情节进行了新的解读,“指导意见”更多地适用了主观说的逻辑,但主观说是以被害人的识别情况作出判断的,被害人的差异性导致实际案件的认定会出现不一样的标准,而“指导意见”延伸出的“常人判断标准”这一概念,对于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有很好的贯彻。

三、实务中对常人判断标准认定的分歧

通过裁判文书网查找已公开的有关“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案例,对于穿着类似军警制服或仅以言语宣称系军警人员的,在《指导意见》出台以后,不同法院对“常人判断标准”的认识不一致,裁判仍然存在分歧。

案例一:陈水添、陈伟建构成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陈建辉与陈水添、陈伟建抢劫罪一案,该案一审判决时间为2016414日,二审裁定时间为2016712日,一、二审裁判时间均在《指导意见》出台后,该案中,三被告人在凌晨4时许,看见被害人在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比亚迪小轿车内休息,采取鸣假警笛、口头宣称是警察,要求查验身份及交出财物,并采用衣服蒙头、抓住双手手臂、左右挟持被害人等手段强行控制被害人,使被害人不敢反抗,当时交出财物,裁判认为构成“冒充警察抢劫”。

案例二:彭积沪、张勇不构成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案:又如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彭积沪、张勇抢劫一案,20161019日作出判决,该案中被告人彭积沪纠集张勇等人去教训一名小姐,先由其中一人进入房间嫖娼,确认被害人在后,彭积沪及另一人进入房间,谎称是警察,以办案检查的名义,控制房间内三名被害人,要求三人交出财物,之后被告人即打算离开房间逃跑,被害人等人发觉彭积沪不是警察,进行阻拦。裁判认为三被害人均证实被告人口头告知其身份是警察,冒充军警的行为应达到使一般人能够相信其身份的程度。而案件中,彭积沪在抢劫时自称是民警,虽然有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但三被害人因刚在房间内进行了卖淫行为,在此情况下,因为害怕及心虚将手机和钱财交给彭积沪后,在彭积沪二人尚未离开房间时,即识破二人的假警察身份,并一路追赶二人至电梯。彭积沪的冒充行为明显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和效果,也没有损害警察的形象,其社会危害性与一般抢劫无异,其行为不宜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

案例三:如被告人李俊杰、张国杰犯抢劫罪一案[1]中,被告人张国杰伙同李俊杰预谋后,驾驶豫A281E8号长安牌面包车窜至本市二七区侯寨乡南岗刘村锦程手机大卖场内,张国杰手持治安工作证,并谎称自己是派出所民警,以该店内的两台苹果游戏机涉嫌赌博为由欲强行将该机器没收。在二人将该两台游戏机搬到面包车上欲离开之时,被被害人刘某识破并阻拦,被告人李俊杰对刘某进行言语威胁并强行驾驶面包车离开,将被害人刘某拖行数米,造成其身上多出擦伤。在二被告人离开时,被被害人刘某识破并阻拦,此时二被告人的行为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和效果,也没有损害警察的形象,所以其行为不宜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而应评价为一般的抢劫罪。

案例四:罗鹏与廖世勇共谋诈取传销组织[2]的钱以挽回做传销的损失,并邀约刘高峰、何建军、廖世松参加。为此,罗鹏购置了POS机,廖世勇、何建军购买了假警服、假橡胶警棍。刘高峰将罗鹏、廖世勇、何建军、廖世松带至重庆市渝北区回兴X小区,罗鹏、廖世勇、何建军、廖世松身着假警服,携带假橡胶警棍,敲门进入该小区XXX房内,冒充警察,以查处传销为由,罗鹏、何建军先后使用假橡胶警棍敲击被害人王某、余某头部,廖世松言语威胁周某,逼迫余某、周某交出银行卡及密码,罗鹏以刷POS机的方式将周某银行卡内的15万元转入自己的银行卡内。罗鹏、何建军、廖世松、廖世勇将周某等人的七部手机及一条黄金手链劫走。次日,罗鹏等人又从周某银行卡中取款3400元,消费89元,将黄金手链销赃获得3000余元。罗鹏、何建军、廖世松、廖世勇人均分得1600元与手机。此案几名犯罪嫌疑人不仅准备了警察制服,使用警棍,其查案的方式也冒充军警人员,并使用暴力抢夺被害人财物,使被害人不敢反抗,当时交出财物,裁判认为构成“冒充警察抢劫”。

案例五:被告人王伟伙同蒋某1(已判决)、林某勇(已判决)、邓某(已判决)、廖某(已判决)、曹某(已判决),由蒋某1、林某勇事先准备好三套公安保安服及三支警棍,六人租乘一辆牌照为川F×××××的银灰色东风小康面包车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出发,准备到贵州省清镇市冒充警察抢劫。718日上午,王伟等六人在清镇市寻找目标未果,便驾车离开清镇市到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一旅社住宿。7198时许,王伟、蒋某1、邓某、林某勇、廖某、曹某从平坝区驾车回到清镇市云岭大街中国农业银行门口伺机作案。当日1125分,被害人周某从农业银行取款出来被王伟发现,王伟便打电话给蒋某1,蒋某1同林某勇、邓某在租乘的车内换好保安服并驾车尾随周某到云岭大街郑港汽车装饰店门口时,蒋某1、邓某强行将周某拉上面包车,在此过程中,蒋某1对周某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怀疑你身上有毒品,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上车后三人用电警棍击打周某,随即将周某身上的现金293000元及一部200元的金立牌手机抢走。裁判认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

案例六:刘某1将一批稀土矿存放在湛江市坡头区官渡镇梁某1猪场的仓库并由陈某2等人负责对该批稀土矿进行加工。201212月份,肖某1文(已判刑)得知稀土矿的存放和加工情况后,201212月份回韶关将情况告知被告人李永恒,李永恒告知许某(已判刑)可以抢劫该批稀土矿。许某、肖某1文还分别找何某1(已判刑)、邱某(已判刑)、涂永良(在逃)、赵某(在逃)等人参加抢劫作案。随后,许某、肖某1文、李永恒、涂永良、张某(在逃)、吴某(在逃)、赵某(在逃)、吴先良等人在涂永良的老家密谋穿戴警用装备冒充军警抢劫上述稀土矿。后许某准备好迷彩服、手铐、反光衣、仿真塑料手枪、警棍和钢盔等作案工具,和找到陈某4(已判刑)、陈某5(在逃)负责驾驶赣C×××××货车运输稀土矿赃物。邱某准备警服、警帽、塑料袋、约束带等作案工具。准备妥当后,许某和肖某1文等人分别驾驶一辆三菱吉普车(悬挂假号牌WJ1516011)和一辆小汽车(悬挂假号牌粤OF***)搭载吴某、张某等人从翁某出发,途中搭上邱某和何某3一起前往湛江。期间陈某4及陈某5亦驾驶赣C×××××货车前往湛江。20121213日晚上21时许,被告人李永恒、吴先良伙同许某、肖某1文、邱某、何某2、何某1及涂永良(在逃)、张某(在逃)、吴某(在逃)、赵某(在逃)共十一人驾驶上述二辆“警车”穿着警服及迷彩服,带着手铐、警棍、仿真枪进入梁某1猪场,后自称省公安,使用手铐、约束带,对梁某1及其家人、工人进行控制,后来又用黑色塑料袋套住梁某1头部。随后许某通知陈某4、陈某5驾驶上述货车并由肖某1文带领进入梁某1猪场,肖某1文害怕被人认出而离开。接着许某等人将袋装稀土矿砂装上货车。约1小时后,许某等人驾乘上述二辆“警车”和陈某4、陈某5驾驶的货车逃离现场。裁判认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

几个案件比对之下,案例一、四的冒充行为更为具体,几名被告人除了口头宣称,假鸣警笛或者穿警察制服外,其强制方式也与警察类似,而案例二、三中的被告人则缺乏冒充的具体行为,仅有口头宣称,且被被害人识破。

再比较两个皆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案例,犯罪嫌疑人的冒充行为皆十分充分,不仅准备了军警制服、械具,甚至有制式手枪,伪装的警车等,其使用的强制方式也和军警人员十分相似,对被害人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误解和欺骗,达到了《指导意见》的认定标准,足以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但是案件中以常人判断标准进行判断的具体过程没有一个细化的分析,也并不明确,如果出现非典型性案例,那么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就与《指导意见》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四、关于常人判断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常人即普通人,因此,应以社会公众为考察对象,以其视角和认知来建立判断标准,这里以社会生活中普遍接触的警察为例进行探讨。就社会公众而言,对于警察的观察和普遍认知,一是来自于社会规范,即公开的法律法规,二是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包括亲历的感知和通过不同信息渠道获得的认知。总结第一部分,司法宏观政策的变化,引出判断标准。常人对于军警人员的理解可从以下方面解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其特征之一是冒充,冒充的对象的军警人员。冒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向被害人表明自己是军警人员的行为。其行为表现或者说手段方式包括穿着军警人员制服,出示假军警工作证件,口头宣称自己是军警工作人员,携带、出示枪支,警械等军警专业装备,驾驶安装军警号牌、警灯、警报灯军警专用标志的车辆。如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吴文华抢劫一案,其中一起犯罪事实吴文华伙同唐华敏、张建好、王新轩预谋后,窜至新蔡县棠村北,以公安干警的身份,拦截骑摩托车途经此处的安某某,将安某某所骑的西湖牌100型摩托车抢走,经鉴定,该摩托车价值4270.56元人民币。此案中,犯罪嫌疑人即是口头宣称自己为公安干警将被害人的摩托车抢走。随普法力度的加大,公民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逐渐增多,辨识程度的增加,有时候口头冒充军警并不足以威慑被害人,也没有达到“依照常人判断标准,足以使他人误以为是军警人员”的标准,甚至可能会识破。所以,在冒充军警的时候也会出现出示假的证件和警械等增加冒充的真实度或者直接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抢夺。如在曹洪路、马林刚抢劫一案[3],被告人曹洪路、马林刚伙同王崇法(另案处理)经预谋、踩点,准备了假警官证、手铐、弹簧刀在天旺广场对被害人实施了抢劫。其出示了一下假警官证,用手铐将受害人的双手从背后拷住推上车。由马林刚看着被害人,其开车离开现场。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不仅口头宣称自己是警察,并且出示假警官证,使用手铐戒具,综合考虑足以达到依照常人标准,使被害人误以为是军警人员的标准。其冒充的行为相比单一的口头宣称,其真实度更高。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种外在表现形式,实务中也会遇到使用军械,军车的情况,此种情况由于军械的使用,被害人产生的畏惧和威慑心理更为强烈。如在陈钢、陈乐、陈小平等抢劫、故意杀人、销售脏物一案[4]中,被告人陈钢伙同杨正兵、田国强(均另案处理)及一名叫“大发”的男青年,经密谋后,驾驶一辆租借的面包车窜至107国道花都狮岭路段,由“大发”着迷彩服,持“五六”式冲锋枪冒充军警查车,拦截一辆由广州开往湖南的解放牌平板车。此案中,被告人穿着迷彩服,并且持枪冒充军警,采用拦截查车的手段抢劫被害人。由于其所持军械,着迷彩服,其冒充的程度远高于前两种,综合考虑下足以达到依照常人判断标准,足以使他人误以为是军警人员”的标准,因此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

判断冒充军警人员的依据,除了考虑冒充人员冒充军警的外在形式外,还需要考虑冒充人员非法取得财务的行为方式,是直接索取还是假意罚没。在上面提到的三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均是采用直接索取,直接抢夺的方式。 如在20071月,赵某等三人伙同现役军人陈某、张某假冒警备纠察人员、身着纠察制服、佩带警棍,先后四次在路上扣下挂有假军牌的车辆,并要被害人在某个时间到军区警备处接受处理,之后,赵某等人将扣押的车辆予以低价销售。此案中便是以扣押的方式夺取获得财物。但是实际司法操作中,此种情况往往与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界限相当模糊,需要特别注意。

在认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时候需要达到“依照常人判断,足以使他人误以为是军警人员”的标准,由此可见,对于被害人的识别和反抗情况也是需要考虑到位的,冒充军警抢劫与一般抢劫的差别在于前者同时还损害了军人警察的形象。若行为人仅用口头的方式冒充军警,且其演技拙劣、破绽百出,按照普通人的辨识能力可以识破,未能使一般人轻易相信,既没有构成一定的威胁程度,也未能损害军人警察的形象,其社会危害性与一般抢劫无异,此行为不宜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冒充军警的行为不可简单地依据结果来认定。冒充行为存在被害人信与不信两种结果,对于该冒充行为的认定具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只要被害人识破了行为人的假军警身份,就一概不认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假如行为人的伎俩高超,足以使一般人信以为真,而恰巧被具有军警专业知识的被害人轻易识破,虽然行为人冒充失败,但不可因此而不追究其责任,对此仍应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加重处罚,否则将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如在一案中:2014723日晚23时许,被告人王某(有前科)携带尖刀躲在偏僻路段寻找抢劫目标,发现两名貌似小姐的女子后,将二人拦住,自称是某派出所民警,要二人交出钱财。两女子犹豫之时,王某将口袋中的尖刀亮出一部分,两女子交出手机后得以脱身。检察院对王某以抢劫罪提起公诉,并认为其具有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加重处罚情节,建议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十二年以下量刑。法院最终没有认定王某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本案被告人在抢劫时虽然具有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但以普通人的辨识能力能够轻易识破其假警察身份,且被害人是迫于其携带的凶器而交出钱财,其冒充行为明显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和效果,也未能损害警察的形象,社会危害性与一般抢劫无异,故不宜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综上,我们在考察冒充人员冒充的军警的时候,需要从多方面综合考虑:外在形式;冒充时的行为表现;冒充军警非法取得财物的行为方式(直接索取还是假意罚没);被害人的识别及反抗情况等等来考虑。

(一)对警察及其执法行为的认识

《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第二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按照规定着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证件,保持警容严整,举止端庄。而“按照规定着装”,《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公安民警在工作时间,通常着执勤服;参加训练时,通常着作训服;参加授衔仪式、宣誓、阅警、重大会议、外事等活动时,除主管(主办)单位另有规定外,着常服。201612月公安部发布了《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其中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执法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或者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依法告知当事人执法的依据和理由,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人民警察执法时未按规定表明身份的,当事人有权予以拒绝。这一修订草案稿所作规定更加表明,公安机关自身也在加强法律约束,更加强调警察执法应通过规范着装或出示证件来表明身份,其修改本身就是对社会现状的回应,“雷洋事件”中曾有目击者称因为抓嫖的警察身着便衣,雷洋曾经呼喊“假警察”“抢劫”,有人见状拨打了“110”、附近派出所的民警身穿制服抵达现场,查验了便衣的身份后,雷洋被拷上手铐带上了警车。在常见影视作品、现实中的妨害公务案件以及很多社会热点事件中,执法相对人或者群众面对着装民警或者其他部门的执法人员,即使辨识出其制服,通常亦会叫对方“亮证”查看证件。

综上,穿着有人民警察标志的制服,或者出示人民警察的证件,是警察区别于普通人、其他执法人员的显著标志,是警察执法应当展示其身份并为执法相对方包括群众识别的基本要素,这也为社会公众所认知和接受,因此,将此作为常人识别警察的判断标准较为客观,以避免“误以为是军警人员”中主观感受的不确定性。由于我国是禁枪国家,因此,佩带和使用枪支(包括专用械具)仅限于特殊职业和执法(如军警)、特殊工种(如押钞)需要,这也是社会通识,同时,使用的交通工具通常是有显著标识的专用车辆(如军警车、押钞车)。因此,一是专用车辆、枪械成为警察身份识别的辅助要素;二是这些工具中尤其是具有极强暴力强制作用的枪支,当持有人展示枪支甚至用以威胁时,会明显消减相对人对持枪人身份的质疑,增强对持枪人警察身份的确信以致不敢反抗而是接受执法检查(区别:普通持枪抢劫则是相对人受到枪支暴力的直接威胁以至不敢反抗)。因此,在具有基本识别要素的前提下,具备辅助要素,则识别的可靠性更强,常人能够确信无疑。反之,以辅助要素为主,基本要素存在暇疵甚至没有,如着便衣又不出示证件仅口头宣称是警察,但持枪,则相对人更多是慑于暴力的威胁而不敢反抗,并非因识别出其警察身份并相信而不敢反抗,此时,一般可以直接判断常人不能够识别出其警察身份,不能以“冒充警察抢劫”认定。在此种情形下,稍作延伸,可以发现,民警执法在紧急情况下,如便衣抓捕,身份展示过程包括给予执法相对人识别的判断过程可能会存在瑕疵或者不足,难以达到基本要求,但根据执法办案要求,当紧急情况消除,如已经控制对方,则警察应补充完善身份识别要素的展示,同时,警察随后的执法检查等工作,因系按照执法办案规范而为,亦会成为其身份识别的又一辅助判断要素。

    (二)现实中还存在的特殊情形

以上所述多为一般情况下对于军警人员的判断标准,但由于犯罪中,犯罪人员与被害人的相对性,那么必须考虑到双方的特殊情况下的行为模式,以此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其一,普通人在紧急情况下精神高度紧张,而实施了违法犯罪的人员此时更是因害怕、心虚等因素,均可能出现过度反应,即对外部些许信息更加敏感,如对于口头声称系警察、要求其“不许动”等命令立即服从,而不能按正常情况下的情形去进行识别,那么,这时,常人的判断标准是否应该作特殊考虑,即按当时的情形而言,降低识别标准呢?分析认为不能,因为,冒充警察是抢劫犯罪的加重处罚情节,既损害警察的形象,又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它导致被害人不敢反抗,从而使犯罪更易得逞,被害人遭受人身侵害的可能性增大甚至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以致刑罚负担更重,所以,此时,识别标准不应该降低,但识别过程即辨识过程可以延伸,即当相对人对口头宣称警察并要求其“不许动”的命令服从后,相对人能够根据随后的观察对嫌疑人是否具有警察身份进行识别,此时,嫌疑人如果能够展示身份识别的要素如警服、证件、枪械或者通过“执法过程”展示身份,则能够弥补瑕疵、消除相对人的疑虑,达到常人能够识别的标准,“冒充警察”成立,否则,不能够认定“冒充警察”。

其二,冒充警察“不规范的执法行为”甚至带有流氓习气的“执法行为”,是否可以视为“冒充警察执法”,分析认为不能。因为,不规范甚至带有流氓习气的执法行为和相应的执法人员毕竟是个别现象和个别人员,是害群之马,不能代表整个队伍及其执法的形象,故也不可能损害警察及其执法的形象,相应的法益并未受到损害;同理,常人对警察及其执法是基于一个正面的形象来认知的,不规范的个别现象和个别人员显然不能成为常人识别警察的判断标准,因此,应该坚持基本识别要素和辅助识别要素是识别

五、此罪与彼罪的区别

    (一)此罪与招摇撞骗罪的区别

文章前面提到过冒充军警抢劫在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其中有一种是假意罚没,而此种方式在实际司法实务中,在某些情况下往往与招摇撞骗罪十分相似。二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从而获得财物。但是两者之间又有所区别,首先,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招摇撞骗罪就其罪状描述来说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非法利益不仅仅包括了财产性利益也包括了其非财产性利益,比如利用军警人员的荣誉身份获得其他精神生活上的利益等。其次,被害人的认识又有区别,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作为一种暴力性质的犯罪,犯罪嫌疑人冒充军警人员是为了利用军警人员的身份对被害人形成压迫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以便抢夺财物;而冒充军警人员招摇撞骗则是利用军警人员的身份欺骗被害人,被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去处置财产,犯罪嫌疑人以此获得非法利益。二者在对被害人心理认识上有所区别。最后,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形之一,是以抢劫罪的成立为前提的,如果抢劫罪不成立,那么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加重情形自然就无从谈起,而招摇撞骗罪则没有此种限制,因此二者成立的前提有所区别。

(二)此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敲诈勒索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如果行为人冒充军警人员进行敲诈勒索,与此罪便十分接近。二者都有冒充军警的行为自不必说, 两罪都在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同时,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两罪都可能会实施暴力威胁的方式是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获取财物。但是两罪在以上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最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其侵犯的是公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而敲诈勒索罪侵犯的范围明显要广,还包括公民的名誉权等。如果行为人以当场或事后诋毁他人名誉相威胁,就构成敲诈勒索罪,而非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其二,实施内容不同,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是由行为人对被害人当面威胁使用暴力,且明示实施。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既可以当面,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电报等形式发出;既可以明示,也可以暗示发出;既可以由行为人本人,也可以通过第三人发出。即使以暴力为内容,只要不当面进行威胁,就不能构成抢劫罪,而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其三,行为的暴力程度不同。抢劫罪中的暴力表现为对被害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双重威胁,强度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使其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的暴力主要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强制,且是不足以抑制他人反抗的轻微暴力。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抑制反抗的标准定得过严,否则可能放纵罪犯,导致重罪轻判。实践中,如何认定“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是区别抢劫与敲诈勒索的难点所在。我们在区分两罪时,一般应从暴力、胁迫的形态、手段、时间、场所等因素,结合被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同一性质的胁迫对一个人可能“足以抑制反抗”,而对另一个人则未必,所以在具体案件中,应以个案中“具体的人”为标准进行认定,而不能以“一般人”为标准,否则不利于实现个案的公正。在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的情况下,如果足以抑制个案被害人的反抗,则应认定为抢劫,否则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其四,时空紧迫性的区别。“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不具有紧迫性,行为人往往扬言如不满足要求将把威胁内容变成现实,通常设定某种不利后果转为现实的时间间隔,时空跨度一般较大,一定程度上为被害人遭受物质或精神上的伤害提供了缓冲的余地。笔者认为,“当场”的法律意义不仅指空间,关键更在于时间,而且要从抢劫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承接关系上去理解它。行为人胁迫被害人“当场”交付财物,否则“日后”将侵害被害人的,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综上,我们在区分两罪时应从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分析,综合考虑其目的手段方式等加以区分。警察身份的统一标准。

实务中,对于共同犯罪,能够通过分工、作用的不同,区分犯罪中的地位,甄别主、从犯,分别科处刑罚,使各共犯的罪责相适应;对于认定疑难的案件,应适度克减不必要的犯罪认定或抑制不必要的重刑主义倾向,可重刑可轻刑时,毋宁施以轻刑。

(作者单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来源: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
责任编辑:研究室 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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