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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化审理到多元协作:我国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路径探索
作者:何雨蔚  发布时间:2018-05-23 16:19:34 打印 字号: | |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当前的家庭模式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传统家庭存在方式而言,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当前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性明显有所下降。正因如此,相较于一般的民商事案件,现代家事案件的纠纷复合性特征变得更为显著——家事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既可能涉及身份关系,也可能涉及财产关系;纠纷主体既可能是夫妻双方,也可能是其他家庭成员;纠纷的化解既关系着法律层面上的分析,也掺杂着对情感伦理的考量。 事实上,在当前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存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凸显,家事纠纷类型愈加复杂,矛盾化解难度日益加大的背景下,若继续沿用传统的家事纠纷审理模式,家事纠纷的化解极有可能变得十分棘手,化解效果也不可能尽如人意。因此,如何妥善地化解家事纠纷,在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的同时,实现“人和”的最终目的,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挑战。

一、传统家事审判模式面临的难题

面对家事纠纷高发频发的社会现实,结合我国当前的审判实际,人民法院在家事案件审判过程中,还面临着如下问题难以协调:

(一)家事案件审理的全面性与及时性难以兼顾

家庭的和谐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家庭关系一旦失稳,社会关系的基础就可能因此岌岌可危。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其犯罪多发于家庭纠纷较为严重的家庭,居高不下的家事案件特别是离婚案件还极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上升,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给法院家事案件的审理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家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每年各级法院受理的家事案件数以百万计。粗略算来,每年我国都会有数以千万计的群众受到离婚、赡养等家事纠纷的影响。相对地,在现行体制下人民法院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家事纠纷时,在固定的审限内,有限的审判力量就显得越发的薄弱了。案多人少的压力下,家事法官在处理家事案件时往往会陷入案件审理全面性与及时性难以两全的困境,对家事纠纷的处理时常力不从心。如何正确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将是家事法官在审理过程中需要协调的首要问题。

(二)家事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审理难度不断增大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家事案件的种类除了较为传统的离婚案件、抚养案件与继承案件之外,还衍生出离婚后财产案件、分家析产案件、非婚同居引发的案件、无效婚姻确认等新类型案件。此外,家事案件所涉及的财产表现形式亦是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货币、房产外,还出现了股票、公司股权、无形资产等新类型资产。 而对于这些新问题的审理规则,在立法上尚处于摸索阶段,法官必须在审理过程中依据具体情势进行裁量。然而,正因为存在较大的裁量空间,法官往往不得不面临当事人因缺乏对法律规定及法官裁量的有效认知,当事人只要出现不满情绪便容易将矛头指向法院的被动局面。为此,法院在处理家事纠纷之时应务必做到更加的慎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多重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量,方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当事人对法院的“敌意”,当然这也自然在客观上加大了法官的审理负担。

(三)家事案件审理的维稳压力居高不下

每一桩家事案件的背后,都涉及到经年累月的亲情与爱情的纠葛,极端情绪的引发率也远高于其他类型案件。实践中,许多家事纠纷往往无法简单地通过一次开庭便彻底化解。而在每一次的庭审前后甚至是开庭过程中,当事人发生争吵甚至斗殴的情形亦时有发生。如此一来,审理家事案件的维稳压力也就自然远甚于其他类型案件。承办家事案件的法官一方面要在法律层面进行裁判,一方面还得耗费大量的时间思考如何完成对当事人的情绪安抚、释法与答疑等工作。否则,一旦家事纠纷案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稍有不慎便可能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四)家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的需求持续增加

随着维权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公共服务无论在要求方面还是在期待方面都远高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而在家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存在“只要自己起诉,法院就有义务妥善地解决自己所有问题”的误解。实际上,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设置目的确实是通过审判活动来化解民事纠纷,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 然而法院并非万能,现实中有有许多纠纷并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面对这类纠纷法院实际上也只能是爱莫能助的。面对当事人的部分请求,人民法院往往面临因缺乏专门的实施机构和程序规则而不能提供针对性的司法服务的尴尬局面,也常常会因为体制的原因而无法协调公安、民政、妇联等社会力量对其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无法助力于问题的有效控制和解决。事实上,家事纠纷除需要传统的司法服务外,还需要提供心理辅导、家事调解等社会性服务,这些无疑都对当前家事纠纷的处理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二、传统家事审判模式应对家事纠纷乏力的原因

当前,我国对家事案件的审理仍然采用与其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方式、证据规则、事实认定及调解模式区别并不明显的传统模式,化解纠纷所消耗的司法资源十分巨大,且并不是每个案件都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之所以呈现出这一现状,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

(一)家事审判的职权主义相对弱化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家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往往属于弱势群体,诉讼能力不强,也不一定懂得如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当前诸多家事纠纷中的证据常常固定难度偏大,即便通过严格而全面的庭审举证方式,也并不能全面地呈现纠纷的全貌。事实上,家事案件对法官主动干预程序的要求更为严格,需要法官更加近距离地观察、把握当事人的情感及家庭状况。 家事案件中若法官一味地消极居中裁判,其结果极有可能演变成法官虽尽职尽责的进行审判,但案件处理效果却与司法所追求的“人和”的目标背道而驰。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其实给了我们启示:我国台湾地区明确规定了家事调查官制度,家事调查官则负责在法官的安排下,对家事案件进行限度内的必要的调查。此外,美国专门设置家事顾问一职,专门对家事案件进行调查并出具报告。这些调查无疑都对纠纷的化解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我们也可通过诉前分流的形式将这些事实进行固定。

(二)家事审判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衔接有待深入

现实中的家庭问题往往都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背景,这也要求家事审判必须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由此推之,家事审判除应承担司法职能外,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社会职能。但事实上,单凭传统的审理模式并不能有效地体现家事案件的社会性特点。只能寻求通过建立家事纠纷常态化的联动机制的方式,(才能)事半功倍地彻底化解该类纠纷。目前,有关机关均为化解家事纠纷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各部门的职能分配呈现出条块分割的限制,缺乏系统有效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鉴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其化解便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协作方可实现。 因此,充分地发挥社会资源形成解决家事纠纷的合力,发挥基层群众组织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保护作用无疑将会成为化解家事纠纷的突破口,从而避免虽耗费大量司法资源而无法取得理想的家事纠纷化解效果的尴尬局面的出现。

(三)家事审判的情感色彩与人伦特点亟需强化

审理家事案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实际上并非单纯地解决案件,而是通过审理,令当事人之间恢复感情、消除对立、实现和解、弥合家庭伤口。故而若采用更为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案件的审理则将更有利于其目的的实现。然而,当前传统的家事审判方式处理婚姻纠纷的方法仍然囿于程序性规定而停留于简单化、程序化的层面,辅之以妇联、基层组织进行适当心理干预,多方疏导当事人情绪。在纠纷审理过程中能保持中立原则的前提下融入人文关怀的元素,善用、巧用家事案件的人伦特点,提供一个官方的对话平台,令当事人得以冷静对话,妥善化解矛盾的可能性将会明显提升。

三、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必要性

(一)家事纠纷新变化为传统审判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的家事案件已与传统的家事案件有了明显区别,呈现出诸多的新特点,在案件审理上也给法院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

1.灵活设置特别程序的需求。在我国,家事案件在一审民事案件中占比高达案件总量的近三分之一,而婚姻家庭案件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其审限和和普通民事案件并无二致, 在固有审限的前提下若不进行特别程序的设置,那么法官审理案件时难免会因为疏于对人身属性、伦理色彩的考量,在客观上降低案件审理的精细化程度。

与此同时,由于情感纠葛的根源性是家事纠纷的显著特点之一,家事纠纷的基础实质上则是亲属间情感上的纠葛。家庭成员只要多加引导,将亲情转化为相互包容的情感的可能性极大,自然其矛盾也更易化解。此时,若法院仍以公权力代表的身份介入,将可能激化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反倒不利于消除对立,结果可能适得其反。适时地设置灵活的特别程序,引入多元化解纠纷的机制,将有助于恢复当事人的情感,推动当事人间和解实现。

2.区分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需求。对于普通民商事纠纷,财产争端是其重要的甚至是最终的表现形式。而在家事案件中,所有的家事纠纷都或多或少地掺杂了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始终依附于身份关系,身份关系的本源性则无疑成为了家事案件的显著特点,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对家事纠纷财产关系的处理应围绕不同的身份关系进行,裁判理念要符合伦理正义和实质正义的要求。 可以说,没有对人身关系的不同意见,就不存在对财产关系问题上的争议。但实践中我们往往将关注点集中于对财产关系的分析,对家事纠纷中身份关系的建立、发展、变更和消灭过程却囿于立场与精力的限制,无暇过度关注。实际上,关注身份关系对纠纷的化解意义重大,采用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方式则能最大化地从本源性的人身关系着手,通过对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有效区分化解纠纷。

3.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需求。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社会秩序组成部分中的重中之重。与婚姻家庭关系相关的身份关系如果随意形成或变更,则极易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还可能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婚姻家庭纠纷不能单纯地视作当事人私益的案件,作为纠纷化解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则应当旗帜鲜明地指出家事纠纷的公益属性。按照这一要求,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不应任意地设立和变更,当事人间的意思表示也应受到国家法律必要的约束。但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只能依法办事,这也成就了法院的公正属性。然而,当前的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属性更为显著,其社会法的功能并不能完全达到公益性的标准,在此前提下仍强制性地 要求法院裁判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将很有可能造成法官判案的无所适从。但若将纠纷化解的着眼点放于诉前,公益属性的色彩将大大削弱,纠纷化解的方式也将更加的多样与自由。

4.纠纷处理结果面向未来性的需求。现行的“辩论式”的民事审判庭审方式,对于一般民事案件可谓是查明事实,确定法律适用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处理思路实际上来源于商事的庭审模式,针对的也是财产争议。在家事案件中,若仍不加变更地采用“辩论式”的庭审方式,则极有可能因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的严重对抗情绪,激化双方的矛盾,令调解和好的可能降至最低,纠纷并不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最终导致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事实上,婚姻家庭是以两性关系与血缘关系为其自然条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的伦理性是婚姻家庭得以延续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因此婚姻家庭的伦理性应当是化解家事纠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看似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的外表下其实饱含源于血缘的温暖与柔情,在非讼的背景下对家事纠纷主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强调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利益的倾斜保护,将很可能成为彻底化解家事纠纷的关键所在。

(二)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积极意义

由于我国婚姻家庭案件的不断激增,案件审理难度的不断增大,采用传统审理模式进行家事案件的审理所耗费的司法资源巨大,但很多时候所取得的纠纷化解效果却并不乐观。加之家事案件远甚于其他类型案件的维稳风险,家事案件的审理矛盾将会越来越明显。而这一矛盾通过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形式则可以使这一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1.家事案件诉前分流是纠纷进入诉讼的“过滤器”。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中,诉讼向来被人们视为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家事纠纷往往源于沟通的不及时、不全面而形成的“误解”。此时,若存在某个组织及时地帮助纠纷的双方冷静、客观看待问题,并为纠纷的化解寻求恰当的“出口”,相信许多家事纠纷将可能化解于萌芽状态。但由于我国目前专业家事调解组织未能规模化地以第三方服务的形式介入到家事纠纷调解中,故而家事案件的当事人只能寻求法院的公正裁决。一旦出现另一官方的纠纷化解组织能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角色出现,相较于诉讼程序的严密性、长期性和高成本性,大家应该也会乐于尝试。与此同时,通过家事案件的诉前分流,将第三方组织设置为某一范围内家事案件得以起诉的前提条件,过滤掉不必要进入诉讼的纠纷,无疑能缓解法院处理案件的压力,也为家事纠纷的当事人提供了替代诉讼的更为便捷高效解决方式。

2.家事案件诉前分流适应“调审分离”趋势。从民事诉讼立法来看,我国当前实行的是“调审合一”制度,这种方式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僵化的弊端,但也容易出现调解审判化的倾向。加之调解的结果往往映射判决的结果,裁判的公正性也将面临考验。在此前提下,适用“调审分离式”的审理模式便应运而生——在诉讼程序中确立调解的独立地位,将调解程序与诉讼程序分离,令二者以更适当的方式在解决纠纷中实现互补。 目前,对家事案件的审理,由于家事纠纷对审理程序性要求,加之来自于“审限”的客观限制,单方面以传统诉讼内调解要求达到的“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程度是很难实现的。解决家事纠纷已然无法再单纯依靠其法院系统内部的力量,而应是朝着多方共同参与打造多元化解纠纷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最为迫切的其实是设置符合家事特点、目的在于帮助实现和解及感情修复的程序,借助社会力量的参与使得家事纠纷的化解更具实质性进展,这也是调审分离背景下家事纠纷化解的改革方向。

3.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符合“当事人自治”的原则。按照当事人自己是否拥有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控制权的标准,处理纠纷的方式划分为自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和他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 很明显,因绝大多数家事纠纷中当事人的抉择对案件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家事纠纷的处理方式更适用于前者,由当事人自己掌控纠纷解决的结果。那么我们不得不思考,法院裁判的“强制”性在自治型的纠纷解决模式的前提下是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家事纠纷?换言之,在核心应当首先偏重于当事人对纠纷化解过程中产生的妥协和退让的自我把控的前提下司法的权威裁判直接介入,是否会妨碍当事人自治的初衷呢?此时家事纠纷的诉前化解组织便显得弥足珍贵:首先,诉前分流的机制所产生的化解结果均由当事人所掌控,沟通与协助的成分更多。再者,家事案件诉前分流机制只是为纠纷主体提供了一个非讼的化解环境,并不存在影响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因而也在最大限度上保护了当事人的自治权利。

四、对家事案件诉前分流制度的建议

家事案件诉前分流为法院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家事纠纷的彻底化解提供了突破口,并且能巧妙地适应因家事纠纷新变化所产生的新要求,如何有步骤地推进这一纠纷化解模式的广泛适用则意义重大,鉴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一)深化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理念

家事案件的诉前分流是对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灵活运用,是拓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大胆尝试。通过对家事案件进行诉前分流,使得家事案件能够更为有效且顺利地实现调解、和解。甚至可以说,案件分流越到位,将越有助于纠纷的精准化解。与此同时,司法资源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然而多年的普法宣传,使得当事人一遇上纠纷便寻求法律支持的观念深入人心。要顺利实现家事案件诉前分流,则应将在推广的初期需要法院工作人员在立案阶段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引导,通过人工点对点的形式将不必要的纠纷排除在司法解决途径之外。而在推广的中期,则侧重点偏向于面向全社会的点对面的宣传。有了前一阶段所奠定的基础,一部分当事人已体验到诉前纠纷化解组织在纠纷解决上的良好效果,宣传便不会显得空泛。此时,可采取在社会上积极倡导的方式,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宣传,使家事案件诉前分流成为大众能够欣然接受的理念,实现由“清官难断家务事”到“清官善断家务事”的转变,通过对案件的繁简分流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司法资源的紧张现状。

(二)明确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范围

并不是所有的家事案件都适合由法院直接处理,同时,也并非所有的家事纠纷都能够通过诉前分流的形式得以化解。所以,若要顺利地通过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形式化解纠纷,则应当首先对家事纠纷进行合理而精准的类型划分,确定诉前分流的范围,并以列举的形式体现在相关法律文件中。根据案件的性质及实际情况,可以将家事纠纷分为身份类案件、财产类案件以及非讼性质案件三个大类。适宜诉前分流机制的纠纷应当包括:婚约财产纠纷、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夫妻财产纠纷、因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而产生的财产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探望权纠纷、分家析产、遗产分割纠纷。非讼性质案件和身份类案件中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具有其他不能调解情形(如一方下落不明)的,则不适用诉前分流机制。

(三)创设“一站式”服务的家事纠纷诉前化解中心

实际上,纠纷主体与其一定要固执地进行诉讼,不如说是希望借由诉讼得到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此时诉前纠纷化解中心的出现则可以恰到好处地提供这样一个替代性平台,充分发挥诉前纠纷化解的“过滤器”功能。

为方便当事人纠纷的解决,可以参照政务中心集中各个部门以提升工作质效的模式,设置家事纠纷诉前化解中心,内容涵盖诉前调解、诉调对接、心理咨询、延伸家事服务等多项功能。 由政法委统筹妇联、民政部门、司法局、法院派人参加,多个机构参与家事纠纷诉前调解,有效整合法院、公安、妇联、司法、民政等多个机构的力量,建立多主体长效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各单位优势,形成家事纠纷社会管理新格局,即家事纠纷综合协调解决机制。包括与妇联、居委会等单位进行合作,建立纠纷的先司法解决机制;与公安、司法、妇联等单位进行合作,建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协作、配合机制;与妇联、社工组织等单位进行合作,建立心理疏导、诉后跟踪及帮抚机制;与妇联、司法等部门建立联合培训机制,对调解人员、调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与相关部门建立联享信息机制,加强沟通、互通信息,夯实家事纠纷综合协调解决机制信息平台。在进行人身关系纠纷的调解外,还可进行一定限度的诉前调解财产申报和财产调查,开展对于协议离婚等涉及婚内财产问题的情形进行充分诉前调解、离婚协议审查、离婚协议司法确认、出具离婚调解书。同时,可在特条件下定安排心理咨询师提前介入,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当事人正确认识矛盾纠纷,避免不稳定因素。还可形成专业法官定期轮流到诉前调解中心提供法律服务的制度,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妇联救助紧密结合起来。对于那些通过诉前调解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当场移交法院办理诉讼登记,实现诉前调解与司法程序的无缝对接。

(四)提升家事审判诉前调解的专业性与针对性

当“一站式”服务的家事纠纷诉前化解中心进行的纠纷化解尝试因各种原因无法凑效时,多数纠纷主体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实际上当事人间的纠纷仍然存在调解的空间,设置非司法性的法院附设型的诉前调解组织,在当事人提交资料,法院立案前以征得当事人同意为前提,法院的特定场所并接受法院指导地情形下,规范化和制度化家事调解程序,从而在不改变调解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的前提下开展理性偏向性的诉前调解。这类调解具有与法院的诉讼相分离、在制度上又不失与诉讼程序的内在联系的特征,从而有效推动纠纷的化解。同时,在无法化解纠纷时,也能够实现调解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完美对接,有效避免程序的中转耗时的情形出现,助力诉调对接。为提升家事审判诉前调解的专业性与针对性,除调解员范围应当限于法院专业人士外,一是在人员的选择上,还要充分利用女性亲和而富有耐心的性别优势,在家事审判诉前调解中心的人员选择时女性工作人员为主;二是在人物性格上,应尽量避免择暴躁、忧郁的工作人员,而选择那些性格开朗,乐观向上的工作人员;三是要对家事审判诉前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一定的定期培训,设定包括相关法律、家事纠纷解决冲突办法、调解相关技巧训练、调解程序的职业操守等在内的课程;四是有意识地对家事纠纷处理人员进行有计划的阶段性传帮带调整,令中心对家事纠纷的解决工作既保持专业化,又能在保持中得到传承,并且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家事纠纷诉前调解机制的常态化运作。

(五)优化法院家事案件审理模式

当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路径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之时,法院需采取强而有力的态度介入家事纠纷的化解。但对具体的审理过程则可进行灵活的优化——首先,在审判环境的打造上,针对家事案件,可专门打造以“和”为主题的家事审理中心,在装饰上充分彰显家事审判的人文关怀和司法温度,以责任担当、宽容理解为内涵进行疏导,并对法庭进行“家庭化”布置,避免以“原告”、“被告”等称谓标牌刺激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其次,在审判团队的选任上,应挑选具有深厚法学背景,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较强的思想疏导能力和沟通调解能力的专业的团队,从而增进当事人的信任,推动纠纷化解工作的开展。再次,在审判思路的调整上,应更多地在审理过程中掺入人情因素,不断拓展工作思路,设置令争议双方冷静思考的制度,充分为当事人留足缓冲期; 令法官全方位了解当事人实际情况的制度,为案件调解和判决提供参考。最后,打造多元化调解团队,立体化解家事纠纷。人民法院可联手街道社区、妇联等机构成立专门的由特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和法律援助志愿者等组成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团队,在必要时邀请介入家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同时辅以聘请心理专家提供的心理咨询,最终初步形成一套立体化的家事纠纷调解体系。

结 语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构成社会最为基础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影响到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和谐、有序发展的关键。在当前社会,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化解机制相对于诉讼而言实质上更具“柔软性”与“高效性”,在解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事纠纷中意义重大。因此,应进一步发挥家事案件诉前分流的作用,不断总结工作经验,优化纠纷化解模式,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从而推进平安中国的建设。

       (作者单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彭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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