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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庭审程序中对质程序的现状检视及完善建议
——以C市两级法院示范庭为样本
作者:陶晶晶 马静华  发布时间:2018-12-26 11:16:45 打印 字号: | |

引言

对质,是指在庭审过程中,让二人同时在场,面对面进行询问。这种询问方式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说谎,发现案件卷宗中的错误,揭穿事实真相,是一种有效查明案件的庭审手段。20173月,C某庭审实质化试点法院审理一起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件,因第一被告李某作无罪辩护,故采用庭审实质化方式进行审理。经辩护人申请,证人邓某(李某上级)出庭作证证明被告人李某于20144月向其举报第二被告孙某私盖公章对外担保一事,由此推定李某不可能与孙某合谋加盖公章。经公诉人、辩护人交叉询问,由于该证人以记不清为由否认知情,经辩护人当场申请,法官同意被告人李某与证人对质。对质开始后,被告人李某询问证人:我当时和孙某是一起到你的办公室的,是不是?在证人回答:记不清楚。之后,李某当即质问:当时,你还严厉地批评了他的做法,你怎么可能记不清楚了呢?法官当即以被告人不得提出诱导性问题为由终止了对质。该案庭审时,刑事诉讼法尚未规定对质,司法解释只有原则性规定,三项规程尚未出台,对质程序的运用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对质效果也不尽如意。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即规定: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三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了被告人与证人之间的对质程序,即被告人、证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证人同时到庭对质。”201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实施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下文简称《法庭调查规程》)所规定的对质程序更加系统化,更加全面,对对质程序的具体环节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质程序在庭审实践中出现的少之又少,笔者在C市两级法院2015—2017年有证人出庭的1053件案例中也仅仅发现了7件存在对质程序的案件,可见实践中这一程序的不受待见本文对上述7件案例展开实证研究,分析对质程序的运行状况及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

、对质程序在实践中的运行现状

   (一)对质程序的基本运行现状

通过对所选取7件案例各要素的数据分析全面了解对质程序在庭审中的运行现状7件案例中又选取2件对质程序较为典型的案件进行个案深度分析,以期从庭审细节中了解对质程序运行的全貌。

1.对质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询问,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此规定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对质主体为共同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被告人、证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时,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证人同时到庭对质。最高人检察院规定的对质主体范围则扩大及证人。从C两级法院的实践现状来看,有对质程序的7案例中,对质的主体包括:被告人与受害人之间、被告人与鉴定人之间、被告人与侦查人员之间、被告人与同案其他辩护律师之间以及同案被告人之间五种类型。故实践中对质主体不限于同案被告人之间,也包括被告人与受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甚至辩护律师之间的对质。

2.对质程序的启动。据统计,7件案例中,4件案例由审判长依职权启动,1件案例由被告人辩护律师申请启动,且都得到了审判庭的允许。值得注意的是,有2件案例既无审判长依职权启动也不是当事人申请启动,而是在交叉询问过程中,当事人自发式的与相关人员对质,且对质程序均发生在庭审中(见表1

3.对质程序与交叉询问。庭审实质化的核心和难点是落实直接言辞原则与证据裁判原则,对人证的询问以及人证的回答构成了庭审核心,交叉询问规则在庭审实质化改革中具有重要价值。在7案例中,所有的案件庭审过程中都有交叉询问这一环节,其中,1件案例是在交叉询问前进行对质,有4件案例是在交叉询问中进行对质,有2件案例是在交叉询问后进行对质。

1:对质程序启动方式及是否有交叉程序

案由

启动方式

有无交叉询问

过失致人重伤

依职权

有,交叉询问后启动

强奸、抢劫罪

依职权

有,交叉询问中启动

信用卡诈骗罪

自发对质

有,交叉询问前启动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罪

依申请

有,交叉询问中启动

抢劫罪

依职权

有,交叉询问中启动

寻衅滋事罪

自发对质

有,交叉询问中启动

生产、销售假药罪

依职权

有,交叉询问后启动

4.对质内容。对质程序的内容主要分为基本事实和争议事实,从实践情况来看,涉及到对质基本事实的有2件案例,且内容均为是否认定自首,其余5件案例对质内容为争议事实。从表2可以看出,涉及到的争议事实都是对案件定罪量刑具有重要参考作用的案件事实,且上述案例对质过程时间较短,对质双方也往往在几句话之间便完成了对质程序。以表2中的强奸、抢劫罪为例,对质过程为如下对话:

……

法官:被告人有无问题?

被告人:鉴定人,你知道我们家族有患精神病的吗?

鉴定人:被鉴定人有无病史不影响作案时的控制、辨认能力。

被告人:你认为我对我身体另一个人无法控制属于什么吗?

鉴定人:目前的表现不符合精神疾病的标准。

被告人:鉴定人,如果当时回答问题的时候不是我本人或者不符合我的心智年龄,你们能分辨出来吗?

鉴定人:你知道是你本人吗?

被告人:有时知道有时不知道。

鉴定人:那么可以看出被告人是有自制力的。

公诉人:鉴定人,如果行为人反复强调自己有另外一种人格,是不是可以认为其自身是具有辨认能力的?

鉴定人:是。

……

上述对质内容相对简短,但在7件案例里面算对质内容较长的。实践中对质程序发生时间较短,对质内容也不长,尽管如此,上述对质过程为被告人并无精神病的事实提供了准确清晰的佐证,效果显著。

2:对质内容

案由

对质主体

对质内容

过失致人重伤罪

被告人vs证人(被害人)

被告:我推你没有?

证人:推了。

强奸、抢劫罪

被告人vs证人(鉴定人)

被告人精神病鉴定相关问题

信用卡诈骗罪

被告人vs证人

1.被告人透支信用卡逾期未还款超过三个月,经过催收后,被告人仍不归还;

2.是否使用虚假的身份信息,如私刻公章,虚构工作单位,编造塔机租赁合同来骗领信用卡的事实。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被告人vs辩护律师

自首的认定。

抢劫罪

被告人vs辩护律师

自首的认定。

寻衅滋事罪

同案被告之间

是否在现场并参与了打砸。

生产、销售假药罪

同案被告人之间

药品销售单价有争议,以及被告人是否让另一被告人按自己的定价销售有争议

5.对质过程的发问方式及释明。在庭审过程中,法官的释明义务是法官的一项职权,又是一种职责,案件庭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对于毫无法律常识的当事人来说,如果没有法官的释明、指引,就贸然进行对质,可能会造成对质的内容与对质本身需要查明的事实相去甚远甚至毫无关系,需要法官就对质程序的方向、发问的内容进行一定的释明和限定。从表3来看,7件案例中只有2件法官进行了释明,其余5件均未有释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践中法官对对质程序的释明重视程度不高,多采取对质人员自行对质的方式。从对质发问方式来看,每件案件发问顺序都不尽相同。发问主体来看,7件案件公诉方均参与了对质,有首先发问、中间发问、最后发问,也有交叉询问,可以看出公诉方在对质程序中发挥作用较多,这与它承担着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职责有一定关系。有5件案件中审判长(员)进行了发问我国庭审模式偏职权主义,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起着主导庭审的过程,要通过对质过程查明事实真相,需要法官去发现对案件疑点、以及当事人对质过程中忽略的地方。有4件案件中辩护方进行了发问,辩护方发问内容、次数均少于法官、公诉方。

3:对质过程的发问方式及释明

案由

法官是否释明

对质的发问方式

过失致人重伤罪

未释明

由公诉方、辩护方、审判长(员)依次向证人发问

强奸、抢劫罪

未释明

被告人首先向鉴定人发问,与鉴定人展开对质后,公诉方对鉴定人进行发问。

信用卡诈骗罪

法官提示被告人确定发问内容

由审判长(员)发问证人,其后公诉方发问,之后被告人发问,之后是公诉方与审判长(员)交叉询问。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对于公诉方、辩护方向证人发问有指引

公诉方先发问,然后是辩护方发问,最后是审判长(员)对证人发问。

抢劫罪

未释明

辩护方先发问,然后是审判长(员)发问,接着公诉方发问,最后审判长(员)、辩护方对证人发问。

寻衅滋事罪

未释明

辩护方先发问,接着公诉方发问。

生产、销售假药罪

未释明

发问有两轮,第一轮发问顺序为公诉人、辩护方、法官,第二轮发文顺序为公诉人、辩护方,法官未发问。

6.对质过程的评判与回应。一般情况下,对质程序发生在庭审中的法庭调查阶段,法庭调查结束后,法官会宣布进入庭审下一环节法庭辩论阶段,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规定庭审中法官要对对质程序中的对质内容作出评判7件案件中,有6件法官均未作出评判,只有1件法官根据对质内容当庭认定构成自首,但需要注意的是,对质程序的进行只是在原有一系列证据的基础上使得认定自首的证据更加可信、牢靠,法官认定自首也绝非仅仅因对质而认定。7件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也均未对对质过程进行回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质程序对裁判文书中案件事实的认定更多地起着佐证的作用,而非决定性的证据。

4:对质过程的评判与回应

案由

对质完成后法官是否当庭对对质结果进行评判

裁判文书内容是否回应对质过程

过失致人重伤罪

未进行评判

未回应对质过程

强奸、抢劫罪

未进行评判

未回应对质过程

信用卡诈骗罪

未进行评判

未回应对质过程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未进行评判

未回应对质过程

抢劫罪

当庭认定成立自首

未回应对质过程

寻衅滋事罪

未进行评判

未回应对质过程

生产、销售假药罪

未进行评判

未回应对质过程

(二)从两件典型案例分析对质程序运行特点

案例一:被告人宋某某被控放火罪、故意杀人罪一案,C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

检察机关指控:2016102018时许,宋某某因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遂持事前准备的棉拖鞋、汽油、水果刀等工具来到位于CJ区琉新街18号其此前租住地附近,后进入该处二楼一租住房内以其随身携带的棉拖鞋为引燃物,淋上汽油然后抛入房内,引发房间内的木质床以及相连门窗等物品起火后离开现场。同日19时许,宋某某在纵火后持刀行至J区一菜市场附近的马路上遇见路过人员被害人尹某某,在与尹某某搭讪时趁其不备持刀朝其胸腹等部位连续捅刺数刀致其当场死亡。后宋某某继续步行至上述菜市场附近一无名路上遇见过路人员方某,在与方某搭讪后趁其不备持刀朝其腹部猛刺一刀后离开,方某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同日22时许死亡。案发后,民警对现场勘验调查时,宋某某持作案凶器水果刀向民警投案时被挡获。后经鉴定,尹某某系全身多处刺创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方某系因腹部刺创刺破肝脏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宋某某患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其20161020日的行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被告人宋某某辩解称,其仅捅刺两名被害人各一刀。

本案中,控辩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被告人宋某某作案时是否仅捅刺了尹某某一刀;二是案发前宋某某是否受过被害人追击,被害人有无过错,是否有涉黄集团的人员对宋某某进行侵害;三是宋某某杀人是否系故意。

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环节,公诉人发问完后,本案法官启动了对质程序。截录如下:

……

公诉人:你遇到尹某某后你们两人是否有交流?

被告人:有。我就说胖娃你现在进了黄色公司,19号那天晚上你追我干什么,他说是公司安排的。然后他就把我的手打开他开始跑,我把他抓住捅了一刀。

公诉人:也是捅了一刀?

被告人:是。

公诉人:公诉人现在提醒你,你以前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称你捅了他三刀,你怎么解释?

被告人:我只捅了一刀。

法官:被告人有无问题向证人发问?

被告人:警官,案子终结的时候我是没有签字的。因为我自始至终都只捅刺了尹某某一刀。

公诉人:根据现有证据本案的案发现场除宋某某当天持刀加害被害人的行为之外,现有证据无任何线索反映出其他人员有自己单独实施加害尹某某或者在宋某某实施加害行为时加入到宋某某与其一起共同实施加害行为。

法官:辩护人有无问题向证人发问?

辩护人:没有问题。

……

紧接着,法官开始就相关事项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

本案对质程序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符合对质程序启动前提,由法官依职权启动该程序。

根据三项规程之《法庭调查规程》第八条规定,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审判长可以安排被告人与证人、被害人依照前款规定的方式进行对质。本案中,经公诉方申请,本案侦查人员C市公安局J区分局民警胡某就此出庭进行了侦查情况说明,并在公诉人向侦查人员发问环节之后,审判长询问被告人是否对证人发问(被告人有无问题向证人发问?),由此启动对质程序,询问后,被告人宋某某向警官发问:警官,案子终结的时候我是没有签字的。因为我自始至终都只捅刺了尹某某一刀。

2.对质作用体现不够明显。本案中,该程序表面上来看是一个被告人与侦查人员之间的对质程序,就其对质内容来看,对质的内容属于本案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重要事实,但从其对质的效果来看,本案的对质程序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对质程序应有的作用体现不够明显。

案例二:被告人史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罪一案,J市人民法院承办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史某某于2006年来到SD市,开始销售咳嗽类成品假药和风湿类成品假药。2014年至今,史某某利用其租住的房屋与被告人张(系被告人史某某妻子)自行生产咳嗽类假药和风湿类假药,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向S其他区县全国其他省市的患者进行销售。

被告人史某某、张将自制的成品假药除销售给患者外,还将假药销售给被告人刘、谭经营的药店,被告人陈某某、王某某工作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被告人邹某某经营的药店。刘某某、谭某、陈某某、王某某、邹某某明知史某某处进购的药品来源不明,为谋取非法利益,仍利用其经营药店或者工作之便销售史某某提供的假药。

本案的对质程序主要对贩卖假药的销售单价和数量进行同案被告人之间的对质。被告人史某某与被告人陈某某同时在场进行对质,对质过程截录如下:

……

法官:(视情况进行对质发问)控辩双方是否需要对部分被告人进行对质发问?

公诉人:销售单价问题,请史某某和陈某某对质;

法官:法警带史某某和陈某某入庭。

公诉人:史某某,在刚才发问阶段时,你所陈述道你不会要求对方按照你的定价销售。陈某某,你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说道你是按史某某的定价销售的。现在,你们两个都在场,你们陈述一下是怎么回事。

被告人(史):我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卖多少钱,我卖给他第一次好像是20元,后来也就是10多块钱,我也记不清了。

公诉人:陈某某你买安肺天龙丸的进价是多少?

被告人(陈):18元每盒。

公诉人:卖价是多少?

被告人(史):20多。我作为一个医生,看到病人来的时候确实很可怜,我就给史某某打电话,让他降点价。然后卖给病人是26块。

法官:辩护人是否需要发问?

辩护人(陈):你的年龄是多少?

被告人(陈):73岁。

辩护人(陈):职业?

被告人(陈):68年开始行医。

辩护人(陈):你是怎么认识史某某的?

被告人(陈):通过我一个侄儿,他给我介绍的,给的我电话号码。

辩护人(陈):你是否知道史某某是卖假药的?

被告人(陈):不知道。

辩护人(陈):你是否知道他卖给你的药是假药?

被告人(陈):我有点怀疑,但不知道怎么鉴别。

辩护人(陈):你拿到这个药后,与你在公司里进的药有没有区别?

被告人(陈):外包装看不出来。

辩护人(陈):你从史某某进的药是处方药吗?

被告人(陈):没用过处方。

辩护人(王):陈某某,是你向史某某购买还是王某某?

被告人(陈):我。

辩护人(王):卖的时候是你们两个单独卖还是一起卖?

被告人(陈):在药店卖。

辩护人(王):你们卖给谁?

被告人(陈):严重的肺气肿。

辩护人(王):是你们主动卖的还是病人要的?

被告人(陈):我看到患者病得恼火。

辩护人(王):病人有没有不良反应?

被告人(陈):没有。

法官:陈某某,法庭补充讯问。你从史某某处一共买了多少药?

被告人(史):一共一百多盒,一千多块。

法官:史某某你卖了多少?

被告人(史):大概一百左右。

……

本案是同案被告人之间因供述不一致导致启动对质程序,目的在于查明被告人史某某与陈某某之间的假药销售数量和金额。总体来说,呈现出如下特点:

1.审判长发问次数较少。本案中,审判长只进行了三次发问,第一次发问是询问控辩双方是否需要启动对质程序,第二次发问是在公诉人发问完毕后询问辩护人是否需要发问,第三次发问是在辩护人发问完毕后法庭补充询问陈某某从史某某处一共买了多少药。总体来看,审判长发问次数较少,且前两次发问均可看做主导对质程序进行的程序性发问,只有最后一次补充发问是关于案件事实争议的。审判长在对质程序中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主导控辩双方发问查明事实,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发问。

2.公诉人发问问题较为笼统,缺乏明确的指向性。上述对话中,公诉人的第一次发问值得注意,此时公诉人对两名被告人陈述了二人供述的不一致后,直接说:你们两个陈述一下是怎么回事?这种问法较为笼统,被告人的回答对争议焦点的确定也没有发挥作用

3.两名被告人未互相对质。本案中的对质程序,两名被告人虽同时在场,但并未互相进行对质,究其原因,控辩双方在对质程序中较为主动、全面地进行了发问,且根据本案案情,两名被告人之前因买卖假药已较为熟悉,且二人对其贩卖假药的违法性认识不高,尤其是陈某某,因自己行医多年,买假药也是因为看到肺气肿病人恼火的很,在被逮捕归案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表示认罪伏法,两人这种微妙的心态也使得二人不愿在庭上以一种敌对的态度来互相对质。另外,审判长的引导、公诉人的发问,亦对二人是否要对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质程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未规定当事人是否有权申请启动对质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无任何有关对质制度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询问,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被告人、证人对统一实施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时,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证人同时到庭对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质是法院、检察院在认为需要时所启动的一种法庭调查方式,且这种程序的启动权在于法院与检察院,而一旦这种对质程序被启动,被告人或者证人就负有参加对质程序的义务。由此可看出,目前法律的规定是将对质确定为法院、检察院的职权而非当事人的权利,也未规定当事人是否可以申请启动对质程序,尽管在案件中我们发现了由当事人申请启动的对质程序,但此种情况少之又少,与法律规定不完备有一定的关系。

(二)人证出庭率低导致的对质程序启动率低

对质权是被告人面对证人或指控者进行质问的权利,落实这种权利的前提是证人必须出庭,证人出庭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被告人与其面对面的质问权利更是无从谈起。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实践中证人不出庭、出庭率低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有学者指出,我国庭审过分倚重被告人的供述,证人出庭作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庭审中对质的启动难上加难。当面对质对于查明事实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而人证出庭率低直接导致对质程序启动率低,在某些争议焦点较多的案件里,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拖延了诉讼时间。

(三)实践中对质程序较为混乱

从笔者选取的7件案例来看,一是对质主体不明确,现行法律规定了对质的主体可以是同案被告人之间、被告人与证人之间,被告人与受害人之间,但实践中除了这三类对质主体外,还包括被告人与鉴定人、被告人与侦查人员、被告人与辩护律师这几类主体之间的对质,法律规定不完备导致实践中对质程序进行时没有可依照的法条。二是对质的方式各有不同,总的来说,7件案例中的对质都是通过发问、互相发问的方式进行,但每个案件又有不同,发问顺序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法官、公诉人、辩护人都有可能先发问,且有的案件控辩审三方发问和对质人互相对质都有,有的只有对质人互相对质没有控辩审三方发问。发问过程中,法官对对质的方向和进度控制性较弱,有时会出现所问问题有重复、或与争议事实关联性不大的情况,影响了庭审的效率。这也与法官释明权未得到充分发挥有一定关系。三是对质完成后,审判庭对对质内容及其结果未进行总结或者评判,从7件案例来看,在对质程序结束后,审判庭均是直接进入庭审下一环节,而未对对质内容及结果进行总结或评判,这样一来,对质的内容未得到及时总结,那么对质所指向的争议焦点则没有得到进一步认定,那么对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三、完善对质程序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对质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

龙宗智教授曾提出在对质权理念下,建立决定对质与申请对质并存的制度的建议。对质既是查明事实的一种方法,又涉及其中被指控者的一项重要权利,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包括了这一权利。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中没有赋予当事人申请启动对质的权利,仍然是法院、检察院依职权启动为主,然则实践中由于调查案件事实真相的需要,会出现当事人申请启动的对质程序,甚至存在当事人自发对质的情况,这使得庭审实践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也使得广大基层法官在面对对质程序时没有可依据的法条,故而建议刑事诉讼法中新增法条,对当事人可申请启动对质程序予以规定。

(二)明确对质的适用条件

1.人证对重要案件事实的陈述存在实质性差异人证对重要案件事实的陈述存在实质性差异,是启动对质的核心条件。相关司法解释对这一条件有两种表述:一种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人证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另一种是《法庭调查规程》规定的人证陈述存在实质性差异。就前一种表述看,仅仅是人证陈述之间的矛盾,还不足以通过对质解决,因为有些矛盾是轻微差异,对认定一个案件事实影响不大,因此,需要对质的陈述矛盾应当达到一种非此即彼的程度,即实质性差异程度。实质性差异的表述最初来源于口供合法性审查的相关规定,但它涉及的是同一口供的不同记录形式(笔录和录音录像)之间的文字和语言内容的矛盾,有别于不同人证之间的陈述差异,故口供实质差异的判断标准不能简单适用于人证陈述矛盾的分析。

人证就重要案件事实的陈述出现矛盾司空见惯。尤其是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或同案被告人相互推卸责任的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目击证人或同案被告人就被告人是否在场、是否实施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主观明知、谁主谁从等情节,常常彼此矛盾。然而,不是所有矛盾的人证都需要对质,人证矛盾的原因不同,对质的必要性大相径庭。造成人证矛盾的原因通常有两方面。一是认知因素,如感知准确性、记忆偏差、表述能力。对于同一案件事实,即使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人证的陈述也必然存在差异。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合理的,无须、也不可能通过对质的方式来判断谁真谁假。实际上,对质过程中,某个情节上感知、记忆错误但个性执着的证人可能比感知、记忆准确但个性软弱的证人更让法官觉得可靠。二是诚实性因素,即人证的作证动机。如果对某一案件情节,人证矛盾之情节不可能是认知的差异导致,如强奸案之自愿还是强迫,故意杀人案共犯中谁动手杀人、谁协助按手脚,其中必有一方说假话,由此产生对质之必要。在此意义上,对质的根本目的就是让诚实之人揭露不诚实之人,并自证清白。也就是说,只有当法官判断人证陈述的差异很可能是不同的作证动机——如亲情、利害关系、矛盾、自保——所导致,而与感知、记忆、表述的影响无关时,对质才有价值。

    2.通过其他证据方法难以查明相关案件事实通过其他证据方法难以查明相关案件事实,是对质的补充性条件。人证对质,所解决的是彼此矛盾的人证谁真谁假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法官再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如果无须人证对质即可以判断人证之真伪,或者通过其他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则人证对质为多余之举。在此需要重点考虑:其一,是否可以通过常规的证据审查方法判断人证的真实性。如果证明同一事实、情节之人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即整体上彼此印证,由此可以互证真实性。在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特别是一对一情况下,则可结合其他证据,通过运用印证审查的方法或者个别审查的方法判断其真实性。其二,是否能够通过其他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在人证真实性难以通过印证分析或个别分析方法判断的情况下,如果其他证据能够独立地证明争议的案件事实,则对质亦无必要。

(三)明确对质的具体程序

按照《法庭调查规程》,对质的过程就是三类主体依次发问。如果完全按照这个程序机械推进,无论是法官还是公诉人、辩护人,很容易将对质发问与作证发问相混淆,对质发问容易重复之前的发问内容,不能真正体现对质目的与实现对质效果。在笔者看来,上述对质流程尽管基本合理,但完整性有所不足,最重要的是,对质的目标取向未能充分体现。在笔者看来,一个完整的对质过程,应包括对质启动(决定与告知)、对质发问、人证质疑和控辩质证这四个环节,其中,核心环节是对质发问和人证质疑。

1.对质的决定与告知由于对质适用的核心条件是人证陈述之间存在实质性矛盾,故是否决定对质并告知控辩双方,应待人证陈述之后方可进行。在此之前,法官虽然很可能已通过阅卷掌握了人证笔录证词之间的实质性矛盾,但只能据此判断人证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同样的陈述矛盾,而不是必定如此。人证出庭作证可能改变证词,或者指出侦查人员笔录记载的错误,从而使人证陈述趋于一致。即使人证双方仍坚持原有的笔录陈述内容,但如果法官通过三方的询问已能判断证词真伪,则对质必要也不复存在。因此,只有当人证双方已出庭接受询问之后,法官方可根据具体情况最终决定是否安排对质,然后及时将决定告知控辩双方,同时提示对质的目的、步骤、发问的方向、控辩双方的权利,以有效地利用对质。在对质前,法官应概括双方陈述存在实质性差异之处,要求双方的发问仅限于与之相关的内容。

可见,法官决定对质,应有一个初步决定到最终决定的过程。初步决定形成于通过阅卷掌握人证证明内容之时,而最终决定产生在人证双方出庭作证之后。法官应在初步决定产生后,通过适当的时间、方式提示公诉人和辩护人,将视人证出庭作证情况决定是否安排人证对质。对质提示的合理时机是庭前会议,但不限于此。

2.对质发问对质开始后,审、控、辩三方可通过依序发问使对质双方陈述争议的案件事实,确定争议焦点。在此过程中,说谎者意识到目击者(诚实的对质方)在场,加重说谎的心理负担;诚实者意识到这是一个证明良善态度的绝好机会,由此增强陈述的信心。现探讨这个环节中人证位置、发问顺序、发问方式及目的。

首先,法官应安排人证同时到场接受发问。人证分别陈述后,法官通知双方同时到场。此时,人证的位置安排十分重要。法官应安排人证面对法官站立,同时,人证之间应保持合适距离,不宜太远或太近,距离太远则不足以形成彼此施压的心理距离,也要避免距离太近而相互交谈。且人证之间、人证之前不应有任何障碍物,以避免说谎者转移注意力、形成心理依赖。

其次,审、控、辩就争议的案件事实对人证双方依次发问。法官主导对人证的发问,法官发问之后,可以安排公诉人、辩护人依序发问,一旦争议事实已经澄清,应及时终止发问,以避免不必要的发问影响对质效果。在此过程中,法官职权作用突出,完全不同于控辩主导的交叉询问。首先是法官优先发问,控辩双方的发问仅有补充作用,如果法官已完全澄清争议事实,控辩双方实际已无必要发问。而在交叉询问中,这种作用刚好颠倒。其次是法官有权控制控辩发问,如果控辩双方提出与无关的问题或重复发问,法官可主动予以制止,以保证对质发问目的明确、集中高效。

无论是对于法官还是控辩双方,对质发问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重点发问,即发问内容集中在双方陈述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案件事实上,而不是就全案事实发问。这与对质目的有关,因为对质目的是解决人证陈述的争议事实的真实性问题,故发问方向应当确定在争议事实方面,不应再及于其他事实。二是可以采用循环式发问,也就根据人证回答的矛盾情况,在人证之间轮换发问,而不限于一次性发问。

3.人证质疑人证质疑环节由人证双方参与,在听取对方陈述的基础上,就其陈述的真实性、合理性提出质疑。这是由法庭安排的人证之间的双方攻击模式,其心理学根据是:矛盾双方容易产生揭露对方说谎、证明自己诚实的动机,而诚实的人证更是具备天然的揭露对方说谎的条件与手段。人证陈述之后,对质方对于对方的证词的关键之处及与自己的矛盾之处已经了然于胸,尤其是对诚实的人证而言,能够明确判断对方陈述哪些部分属实、哪些部分为假,虚假的陈述部分如何不合情理、与客观事实存在哪些矛盾,甚至还能从彼此关系、个人性格、家庭状况等方面分析其说谎原因,这甚至是控辩双方都不具备的客观条件。在此基础上,法官完全可以通过人证间相互质疑对方陈述内容、语言、态度、表情的差异来形成心证。

策略上,法官可以安排两种先后连续的质疑方式。一种方式是相互评论,即法官简要概括出人证陈述的差异点,听取双方对对方证词的评论、意见。法官可以根据对质方相互评价是直接还是间接、尖锐还是回避及具体的评价理由来判断其诚实度。这种质疑方式的心理基础是,诚实者更倾向于攻击说谎者,而说谎者更可能回避对诚实者作出评价。

另一种方式是质问与反质问。首先,法官应安排人证双方从面向法官站立转而相互面对站立。然后,法官再安排人证中的一方先行质问,允许对方进行反质问。法官并不详细解释何谓质问和反质问,但应允许人证使用指责、反驳、解释、申辩等手段。法官不应过于严格地限制双方质问、反质问的顺序,而是可以采用鼓励争吵的态度。通过上述质问和反质问,法官来仔细观察在此过程中人证是直视对方还是有意或无意躲闪,是敢于质问、反质问还是回避质问、反质问,是带有愤慨情绪的质疑对方还是讨好似地进行解释,等等。相比评价对方证词,质问与反质问的攻击性更强,更容易呈现诚实者与说谎者的语言与行为方式的差异,也更便于法官判断人证真实性。

4.控辩质证对质是一种特殊的人证调查方式。为了确保证据调查方式的结构完整性和程序公正性,在人证对质之后,可以安排一个控辩质证环节,以帮助法官客观判断人证对质效果,纠正心证偏差。

对证的质证结构与一般质证相同,但需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质证顺序,即先安排控方质证还是辩方质证。由于人证对质是法官职权决定,故不存在一方举证后,对方先行发表质证意见,再由举证方进行答辩的问题。考虑到双方均是就对质过程和结果发表意见,故质证顺序的安排并不特别重要。可以考虑适用法庭调查的式结构顺序,先安排控方发表意见,然后再听取辩方意见。二是被告人是否有权发表质证意见。需要区分被告人参与对质和不参与对质的两种情况。在被告人参与对质情况下,即同案被告人之间或被告人与证人、被害人之间对质时,被告人本身是证据调查的对象,自无权发表质证意见,如同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盘问被告人,被告人只能回答问题,而无权评论自己陈述的真实性。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如证人之间或证人与被害人之间对质时,被告人是证据调查的主体,自有权就对质发表意见。

来源:审判研究
责任编辑: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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